2011.11.06
这几天北大钱思进教授和他的学生胡震的事情很是热闹。
我对此事没有具体的了解，也没法多做评价。粗略地地看看觉得这个学生大概是在一定程度上把钱教授当成了跳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钱教授的研究计划。至于钱教授是不是有必要通过学术打假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就见仁见智了。总之，这件事情涉及到很多因素，采取简单一边倒的判断是不合适的。
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学生把老师当成跳板其实是件自然的事情，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甘当人梯”么？所以我在做导师的时候尽管会非常重视某些较为优秀的学生，但也从来不会把自己的研究期望寄于所谓能干的学生身上。
若干年前，有位国外归来的同事谈到我的一位在国外工作的学生告诉她说：“我很担心王老师实验室下面的工作怎么做，我那几个师弟师妹很多事情都还搞不懂。”她说：“你这个学生还真以为离开了他你的研究组就不转了。”我说：“我很高兴他这么说。这说明他很关心和挂念我们的研究工作，如果每个学生都这样就好了。当然，我的研究组转不转，是我的事，不是他的事。但他有这个心，我就很感动了。”
我刚回到国内工作的时候，感谢母校科大老师和同事对我研究的支持，推荐保送了两位化学物理系基础不错的学生跟我读研究生。在他们本科毕业之前，就在我的实验室里做了一年的本科研究，然后到科大研究生院（现在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大学）上一年基础课。
当时适逢实验室新回国的一位做理论研究的同事需要数理基础较好的研究生。为了支持他的工作，我就跟着两个学生商量说：“如果你们中任何一位对于理论研究感兴趣，我会同意你们去跟X老师做研究生，当然，我也很希望你们跟我做研究生。”结果他们全过去了。这两位学生中的一位在化学所念完硕士，去德国做了博士，最近已经回到国内入选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另一位做了一年的理论觉得有问题，结果又回到我的研究组，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去Berkeley做了两年博士后，现在在Stanford大学做博士后。
我当时问那位回到我研究组的学生：“你不是要做理论研究的吗？”他说：“我当时主要觉得做实验研究太难，而且将来像您一样得到足够经费做实验研究的机会渺茫，所以绝大还是做理论研究可能更好一些。”我说：“看来你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前景缺少信心。我可以跟你打赌，以后你会发现在中国什么样的阿猫阿狗都会比我得到更多的研究经费做实验研究。经济发展了，研究投入会增加很快，只要你有能力，千万不要担心经费问题。”在这种事情上本人显然还是很有预见能力。
在这个学生要回到我的研究组之前，我的另一位学生，这个学生的师姐对我说：“王老师，你其实一开始就不应该同意他去其它组的。他本来就是你的学生，而且，你应该知道他自己还不会做正确的选择。”我说：“选择是他的权利，而且自己适合做什么是要他自己去弄明白的。就算他已经是我的学生，如果他更适合做其他的事情，我也或鼓励他去做的。再说，他没有试试，怎么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劝阻有些学生退出，尤其是当他糊里糊涂就要打退堂鼓的时候。不过，这样做主要是替他们考虑，尽管有时候他自己或许认为我是在替自己考虑。
无论怎样，自己的研究要靠自己。那两个基础好的科大学生跟了别人之后，我的研究组剩下的两个学生一个是师专毕业，另一个是师范毕业，他们在研究生期间都做出了最好的研究，这些工作奠定了我研究生涯的基础。后来我一直跟新建研究组的年轻教授传授经验，告诉他们在新建研究组的时候最好不要太依赖基础太好和太聪明的学生。根据我的经验，新建研究组的时候，还是自己去做每一件事情更重要。我事先并不很明白这一点，但因为实在不放心自己那两个基础不够好的学生，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而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既锻炼了自己，又训练了学生。要是我因为学生基础较好过早地信任了他们，十有八九会把事情搞砸。这样的例子在国内国外实际上一直都不少。
师专毕业的饶毅，现在研究能力非常强，他最近两年在美国大学申请tenure track的助理教授职位，尽管还没有拿到offer，但他能够参与竞争，并且有机会在不错的大学参加面试并入围最后的名单，我已经很为他和自己感到无比自豪了。师范毕业的吕荣，现在在人民大学兢兢业业地做老师，她的论文引用甚好，也是我引以为荣的事情。
我后来发现自己建议两个基础好的学生考虑去跟同事做学生，虽然是想帮助同事，但实际上最后是大大地帮助了自己。这也说明上帝做事还是很公平的，只是有时候人们常抱怨自己失去的，较少感谢自己所得到的。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能够做得最好的事情，无非就是武大郎开店。不管一个人多么聪明和有能力，也还是没办法去训练和教比自己还聪明的学生的。所以，当发现一个学生超级聪明，最好的办法是主动恭送他去跟更好的或者更适合教他的老师。学生自己想做好研究，我会严格要求他们。不过如果他们真的不想做这样的研究，我才懒得去强求他们。所以有的学生会抱怨我说：“王老师，我做了那么多事，您还一直要求我做更多。有的人什么也不做，您还跟他们又说又笑。”我会说：“谁让我觉得你想做研究呢？”
记得前几年有个学生说他兴趣不在我的研究方向上，想要换导师。我问他有没有想好要去跟哪个老师，他说还没有想好，等我先同意他换导师之后再去找。所以我自己觉得他很可能是因为在实验室遇到了困难想打退堂鼓，于是就告诉他不同意，建议他好好回实验室去做研究。尽管这个学生是一开始主动自己要求来跟我的，他却对我说：“老师，您怎么不替我的未来想一想，非要逼我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呢？难道您一定要让我做一个三流的非线性光学专家，而不是去做别的领域一流的专家呢？”于是我就跟他讲郭沫若推荐科大生物物理系学生曲信先去学戏剧的故事。我告诉他，有这样的校长做榜样，如果我发现他更有天分和兴趣去做其它事情，我会主动向他建议，并且向推荐他去找那个方向上好的老师。我还告诉他我认为自己还没有发现他在其他方面更有天分和兴趣，所以我认为他应该面对困难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得像个样子。
百度百科关于曲信先的介绍：http://baike.baidu.com/view/1800210.htm
可是这些话他都听不进去。后来有机会我就跟一位刚回国并却告诉我他需要学生的同事商量，说他可以跟这个学生谈谈，如果这个学生对他的研究感兴趣，我会同意他换导师。不久之后他就欢天喜地地换过去了。两三年以后，我的学生告诉我说这个学生告诉人们他拿到学位后再也不打算做科学研究了。我只觉得这是意料中的事情，也但愿他今后做别的事情能够有他自己期望的那种成功。
联系到胡震和北大钱思进教授的纠纷上来，和上面提到的那个学生不同的地方是，胡震看来显然是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而且看来他也已经超出了钱思进教授能够指导的程度。这样的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随他去，让他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即使对已有的研究计划有些影响，原则上也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鼓励学生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老师或者其他人当成跳板。事实上，学生在这种事情上从来都是很有顾忌的，不然胡震同学也不会像这两天报纸上报道的那样觉得自己很委屈。
事实上，尽管我们很多人自己不承认，但中国社会的确还不需要那么多高精尖的专业技术人才，尤其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尽管这种需求是在逐渐增加。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政府弄明白了不能再像前三十年一样不给这些人一点活路。自己用不着，也培养不好，就干脆大方地让人家到世界上去发展，这难道不是件令人皆大欢喜的事情吗？这恰好正是我们四川人邓小平比湖南人毛泽东更具人性和更伟大的地方。
我最喜欢庄子的一句话是：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这句话真的很实在。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6-5050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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