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考生检举翘课同学

山东大学期末考试现神题：让考生检举翘课同学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各高校的期末考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网络上疯传这样一条微博："据说山大某院期末考试最后一道题，18分：选出你认为上课最积极的3名同学和翘课最多的3名同学。视与主流答案相符程度给分，完全不相符得0分。好吧，老师你赢了！"这条微博所说的考题是真是假？

 

经过记者求证这条信息确实是真的，所以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也纷纷吐槽说老师太狠了，不给学生留条活路吗？出这道题的是山大管理学院的王怀明副教授，今天早上也对他进行了采访，他解释说，他所教授课程叫做绩效管理，这道大题考核的是360度绩效管理中的同事相互评价，其实学生挂在网上只是这道题的最后一个问题，全题应该是分析同事相互评价的利与弊，你认为应当怎样改进并选出你认为上课最积极三名同学和撬课最多三名同学。王教授说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以后如果去做人力资源管理必须面对的是考核的有效性，但是本科生很少参与企业实践，对考核没有切身体验，之所以在考试当中出这样一道题他的初衷就是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一下。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当3年校长学会了忍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当3年校长学会了忍

 

1月5日傍晚5点半，在杭州唱了四十几个小时主角的冬雪，终于停歇下来。人行道上，积雪堆在一边，地面上雪水稍稍一遇冷便冻结起来，行走在上面，真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就是在这个时分，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从深圳飞来了，第一次以招生的名义，来到杭州。

 

提前两天到杭的南科大浙江招生组组长郭旭岗，也终于松了口气。因为大雪，他一直担心校长的这次招生宣讲之行，会被耽搁。

 

今年南科大新增了6个招生省份，朱清时全部都要亲自去当地高中宣讲，杭州是他此行的第一站。今天讲完后，朱清时将立马飞回南科大。郭旭岗似乎总担心花甲之年的朱清时，多少有点吃不消这种和搞科研完全不同的飞快节奏。

 

而昨晚，当朱清时出现在酒店房间，和记者见面时，这位个头很高，有着清瘦体格的先生，显得很精神，虽然脸色并不太好，但说话时一定会看着你笑。

 

记者问他是不是常来杭州，他乐了：“我对杭州非常熟悉，这是‘老地方’了！1979年我出国前，在浙大学了半年英语；10年前，浙江教育出版社约我写一套《科学》教材，我就经常来杭州。”

 

朱清时说，之所以把浙江作为这次全国招生的第一站，就是因为他的杭州情结，“还有个原因，浙江是优质生源大省。我最得意的学生杨学明（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就是浙江人。”

 

再问朱校长，如此为南科大招生奔走，这个改变大家传统观念的过程，难不难？

 

一向给人以自信感觉的朱清时很直白地回答：“当然很难。”

 

南科大要招好学生，还是有点难

 

“要打破传统观念，不容易。”朱清时说，尽管南科大至今已有两届学生，但在招生问题上仍有难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原因，观念难破。

 

去年南科大在8个省招生，其中有名学生已经被南科大录取了，档案也调过来了，但后来发现他的成绩考得很好，可以上清华，从中学到学生自己都想退出南科大。朱清时说，这说明大家在选择一个高校时，还是会按传统观念走。

 

“这名学生，我们最终放手了。因为我们也希望招到和南科大办学理念一致的孩子。”

 

作为刚建立的南科大，规模不算大。朱清时说，不少学生仍习惯“巨无霸”式的学校，他们觉得南科大，学生少，学校小。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就说过，‘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在于有大师。’我们现在比的应该是水平高，培养出多少优秀大师。”

 

除了观念和规模，朱清时坦诚，第三个让南科大感到艰难的是招生模式：“按照现在自主招生的方案，需要通过自主测试，准确定位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那10%的平时成绩考核，怎么才能准确评估出来，我们也在根据各个学校的特点进行评价，这是相当大的工作量。”

 

安慰的是，学生支持我的理念

 

有记者问朱清时，当了3年南科大校长，感觉自己有变化吗？

 

朱清时回答了三个“会”：会忍了，会妥协了，会等待了。

 

那累不累？“累，很累。”朱清时有些自嘲地说，“有媒体记者把他3年前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拿来比对，说：‘哎呀，老了那么多了。’”

 

“我当中科大校长的时候，很强硬，认准是对的事情，绝对不让。那个时候我不怕丢乌纱帽，因为我想，我大不了回去搞科研啊。”但现在，朱清时没了那股子劲，他说，得为学校那些孩子着想，这条路一定不是能拿一切来冒险的。

 

“以前，我的老前辈担心我，好好做科研的料去当什么校长，现在他们不这么说了，因为他们认可了，中国需要有人站出来，在教改的路上，完成这些事情。”

 

朱清时说，他自己最安慰的事就是现在学校的孩子，都支持他的理念，懂他的心，“其实我到底能不能坚持，他们并不直接知道，但他们看到我接受采访时表达的观点，他们知道，我们坚持的东西是一样的。我的学生会说，将来等他们是爷爷奶奶了，他们就跟孙儿说，我这一生，参加了中国最重要的一次高教改革！”（原标题：当了3年的校长，学会了忍）

看当年曾庆红如何挑战“杨家将”

更新时间:2003-01-28 14:12:23

江泽民、曾庆红真正的蜜月开始于1989年后。

当江泽民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江泽民除了诚惶诚恐，更多的是一种前途莫测的感觉，不仅他的夫人王冶坪为他的北上流泪，他自己也似乎预感到重蹈前两任总书记覆辙的风险。

因此，当江泽民赴任之时，他向杨尚昆、李鹏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带曾庆红进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杨尚昆、李鹏答应了他的要求。

为什么江泽民不敢只身一人进京？

为什么江泽民偏偏要曾庆红与他共行？

为什么江泽民不带更获他信任的黄菊进京？

最关键的因素有三：

一，胡耀邦、赵紫阳前两任总书记的下场令江泽民胆怯，他设想入主中南海前途凶多吉少，更何况他一点都不熟悉中南海的情况。

相比胡赵，江在党内的资历更浅。稍有出错，可能导致比胡赵更为悲惨的结局。

二，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现，国家大权仍然由这些老人掌握。

更何况杨尚昆、薄一波仍然参与著中共中央最高事务的决策，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江泽民深感要处理好、协调好这些老人的关系非常不容易。

三，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可谓无功受禄。李鹏没有获得晋升，内心积怨在所难免。

如何处理好与气势逼人、内心不服的李鹏的关系，令江泽民的确无所适从。

还有，乔石、姚依林这两位政治局常委资格老，权力根基深，人脉资源广泛，同样难以对付。

这就迫使江泽民尽可能地利用自身能够利用的一切资源，来应对难题，处理危机。一人入主中南海，人地两生疏，没有人能协商，更没有人能帮助出主意，可能很快导致政治上的翻船。

如果带黄菊，充其量能为江泽民分担一些日常事务，但黄菊从基层上来，长期在上海工作，对中南海的情况比江泽民更不了解，不可能指望他出谋划策。

因此，当江泽民获悉自己被钦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他第一个念头想到的就是曾庆红。

曾庆红从来以完全平等的姿态与江交谈，并且敢于当面纠正甚至否定江的某些想法，这使江对曾刮目相看。

江深谙曾庆红政治手腕高超，同时还想倚重曾庆红家属的政治资源和曾庆红本人在北京建立的广泛的人脉关系。

曾庆红的政治手腕得益于他父亲的薰陶。曾山任内政部长时，曾专门化时间苦读大量的明朝、清朝档案，从中体味为官之道。

在曾山的薰陶下，并不喜欢读书的曾庆红对明清的宫廷秘讳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阅读了大量的明清档案，据说曾庆红最感兴趣的案例是如何在权力斗争中保护自己、打击异已，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把握时局，化解矛盾，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在巩固权力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所有这些，都在曾庆红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应用了。与其说，江泽民选择曾庆红是基于一种信任，不如说是为了利用曾庆红的政治韬略为其所用。同样的，与其说曾庆红辅佐江泽民是一种无私的忠诚，不如说曾庆红只是利用江泽民赋予的一次机会去实践他的政治梦想。

曾庆红清楚，如果他能够成就江泽民的大业，日后必有大成。曾庆红终于找到了那条通向中国最高权力舞台之路。

事实证明，曾庆红与江泽民的合作真可谓天作之合。没有曾庆红，江泽民不可能有十三年稳定期。

曾庆红协助江泽民做了最重要的六件事。前三件为江泽民保权位，求稳定。

后三件为江泽民树权威，也为自己捞取最实用的政治资本。

六四事件后，中国的保守势力空前强大，邓小平在党内的影响力比六四前大大降低。政治上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进行“治理整顿”，当时中国的处境，一方面，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一方面，是整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彻底崩溃。

更重要的是，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和平演变\"为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已经停滞甚至倒退。

邓小平多次告诫江泽民、李鹏“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

因为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

”然而，邓的这些意见并未为江泽民、李鹏所接受，邓的改革开放不能变的政策失灵了，邓在北京说话失灵了。

无奈之际，1991年1月，邓小平到上海发表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搞市场经济的谈话，这个谈话仍然没有被江泽民、李鹏所领会并接受，只有乔石、田纪云在中央党校发表了旗帜鲜明的呼应，朱熔基在上海组织专门班子以\"皇甫平\"名义对邓小平谈话发表了\"七评\"，然而掀起的则是一场始料未及的轩然大波，邓的说话仍未获得江泽民、李鹏的积极回应，这令邓小平十分寒心。

1991年底至1992年初，邓小平决定以88岁高龄再次南下，以老迈之躯推动停止转动的改革开放车轮。他先后到达湖北、江西、广东、福建，公开发出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示，对江泽民、李鹏发出了最后通牒。

邓小平此行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准备在中共十四大更换中共中央领导层，撤换江泽民、李鹏，让坚决执行改革开放路线的人担纲。

邓小平认为，江泽民软弱无力，思想保守，以反和平演变代替改革开放，态度暧昧；李鹏领导主持经济工作，是外行领导内行，治理整顿只会扼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为此，邓小平曾考虑由乔石、杨尚昆、万里、薄一波牵头，成立中共十四大筹备小组，对中央委员会人事作出重大变动。这是一个摒弃江泽民、李鹏以及当时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宋平的方案。

这一方案包括：由乔石替代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李瑞环或朱熔基替代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由万里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杨尚昆卸任国家主席；彻底解散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最发人深省的是，这个方案还包括重新启用因六四事件下台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让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

邓曾就这个方案向杨尚昆、万里徵求过意见，并要求杨尚昆在合适的时候捎话给赵紫阳，要求赵紫阳在出来工作前承认一下六四事件中的错误，以防赵日后为六四翻案。

为配合这一方案，1991年中，在邓小平支持下，杨尚昆、万里、乔石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让因六四事件下台的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重新出来工作，不久，胡启立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芮杏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阎明复任民政部副部长，这是邓小平准备让赵紫阳出来工作的先声。

同时，为了表示对乔石的支持，邓小平对乔石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乔石在四川等地的讲话予以高度肯定，并说，“好久没有看到那么好的文章了”。在这次南行中，陪伴著邓小平的是他的密友、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

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反映最快、态度最鲜明、最积极的则来自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的杨白冰[注释7]，他在《解放军报》公开喊出了“坚决响应小平同志号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口号。

邓小平南行发出了准备在中共十四大更换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明确信号，引起了江泽民、李鹏的极度惊慌，更令执政两年半来一直树立不起权威的江泽民陷入沮丧之中。

作为江泽民最亲近的助手，曾庆红非常明白眼前的处境，如果江泽民在十四大黯然下台，那也就意味著曾庆红此生政治命运的终结。与其被动下台，不如起而反击。

除了曾庆红多次与江泽民一起拜访李鹏，让李鹏更加清醒地认识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政治含义，更让李鹏感到与江泽民精诚合作，面对挑战的极端重要性。

在这个紧要关头，曾庆红让江泽民放下身段，主动与李鹏合作，很好地协调了江泽民与李鹏的关系，起到了稳住阵脚的作用。

面对可能下台的危险，江泽民、李鹏一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将近二十个文件，这些文件全部是关于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大胆促进改革开放的。

有明确要求，有具体措施。一时间，江泽民、李鹏对邓小平要求改革的态度来了个 180度的大转弯，以此化解邓小平对他们的不满。

更重要的，则是曾庆红对邓小平施以离间计，主动将矛头对准与邓小平关系最亲密的人，向他发动出奇不意的攻击。这是迄今为止曾庆红施展的最大胆、最凶险、最富政治智慧的政治手腕。

曾庆红清楚，在邓小平正在酝酿的让杨尚昆、万里、乔石等人中，无论从资历、实权还是与邓小平的关系看，万里、乔石都不可能与杨尚昆相比。

如果挑战万里或乔石，即使把他们打垮了，仍然不能保证江泽民不会下台，这不仅打不著邓的痛处，反而更激怒邓小平，从而加速江泽民的下台。

只有离间杨尚昆与邓小平，才能达到起死回生的效果。然而，杨尚昆是能被轻而易举地挑战的吗？

杨尚昆与邓小平是四川同乡，早在三十年代于中央苏区工作时，两人的关系就很紧密。中共建国后，杨尚昆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56年的中共“八大”，邓小平出任中共总书记，杨尚昆为中央书记处后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两人的关系愈加密切，开始成为相知相交的亲密战友。

文革大革命中，邓小平与杨尚昆一起被打倒，邓小平被流放江西，而杨尚昆则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被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比邓小平遭遇更惨，自1966年7 月起即被捕入狱，直到“四人帮”垮台后的1978年底，邓小平复出重新掌握国家大权，杨尚昆才得以重见天日，前后离开政治舞台达十二年之久。杨尚昆复出后，得到邓小平充分信任。

1979年2月，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副省长，与习仲勋一起主持广东工作。1980年9月，从广东调入北京，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81年7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1982年9 月，升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在1982年和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杨尚昆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继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1987年，经邓小平批准，杨尚昆的堂弟杨白冰从北京军区政委直接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邓小平的竭力坚持下，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杨尚昆更以80岁高龄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六四事件后，杨白冰更上一层楼，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主管军队日常事务。可以说，邓小平与杨尚昆的关系非比寻常。

正是这种非比寻常的友谊，杨尚昆可以随意出入邓家，杨尚昆更成为邓小平退出权力核心圈后，传递、沟通邓小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信息的使者。中共中央政治局遇有重大事情向邓小平请教，都是通过杨尚昆传达的。

因此，要离间杨尚昆与邓小平的关系，非有过人的胆魄和才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杨尚昆在军队中有著非常强大的势力，他与廖汉生[注释8]、肖克[注释9]、贺龙[注释10]家属有著天然的亲属关系，非一般人能够抗衡。廖汉生，杨尚昆的亲妹夫。 1955年被毛泽东授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当时廖汉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虽从军界退休，仍拥有较大影响力。廖汉生是中共十大元帅贺龙的亲外甥。

尽管贺龙早在1969年“文革”中就被迫害致死。但他是红二方面军创始人，建国后曾任中共中

江泽民、杨尚昆、宋平、薄一波等。

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主任。作为一种象征，贺龙在军中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更有甚者，萧克，1956年时的上将。当时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曾与贺龙一起出生入死并结拜为兄弟，并娶了贺龙妻子骞先任的亲妹妹作妻子。

肖克与贺龙一起缔造了红二方面军。建国后又历任国防部副部长、农垦部副部长等职务，在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后，贺龙、肖克、廖汉生的势力在军中再次强大起来。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杨尚昆的亲自关怀下，贺龙之子贺鹏飞在军中得以火箭式的上升，1984年初39岁时升任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1986年41岁时升任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为了让贺鹏飞在中共十四大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同时晋升为中将军衔。自1991年下半年开始，杨尚昆、杨白冰多次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盛赞贺鹏飞，为他的晋升进一步造势。

因此，要对抗杨、廖、肖、贺四大家属，除非获得邓小平的支持，不然，谁都不可能与之抗衡，更不必想从根本上削弱他们在军中的势力。

真是天助曾庆红。就在曾庆红实施离间杨邓之计时，江泽民与曾庆红把握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杨白冰提出了一个晋升100名将军的庞大名单，这个名单包括：

时任副总参谋长的49岁的何其宗中将，

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52岁的周文元中将，

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51岁的宗顺留少将，

时任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的48岁的贺鹏飞少将，

时任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的53岁的熊光楷少将。

这个方案需报经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批准。刘华清经杨白冰亲自当面询问，表示同意这个方案。

杨尚昆同意这个方案，并批示请江泽民审阅批准。江泽民拿到这个材料时，一时显得不知所措。他随即找曾庆红商量如何如置。曾庆红建议他压下，先置之不理。同时，他建议江泽民找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永波来一起商量。

于永波是江泽民在军中关系最亲近的人。江泽民任职上海期间，于永波当时是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曾两次与江泽民一起随团出国访问，与江泽民很谈得来。在江泽民于1989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一个月，江泽民即调于永波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于永波说，杨白冰提出的那个100人方案从未徵求过他的意见，他根本不知道。从这个方案看，这100人基本都是杨尚昆、杨白冰的亲信。目的是完全剥夺江泽民的知情权，彻底架空江泽民。

曾庆红认为，这个方案的出台，说明杨白冰有恃无恐，不仅根本不把江泽民放在眼里，更不把小平同志放在眼里。杨白冰就是想以杨家将人马来彻底替换邓小平在军队中的班底。

于是，在江泽民实施拖延战术之时，曾庆红亲自联系了他的两个“太子党”盟友、也是邓朴方好友的俞正声、刘京，这两人都先后作为邓朴方的得力助手，先后担任过中国残疾人理事会副理事长，俞正声当时任青岛市市长，刘京当时任昆明市市长。先由俞正声、刘京向邓朴方论及当时的局势、论及杨家将的危险。随后，曾庆红亲自出面，与邓朴方深谈。

在曾庆红与邓朴方会面之时，北京城关于杨家将不可一世的流言盛传，“杨尚昆想取代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试图搞一场不流血的政变”、“邓小平将不久于人世”、“杨尚昆想当军委主席”等等，一切不利于杨尚昆、杨白冰的流言突然间铺天盖地地流传开来。

我们无法查证这些流言到底是被谁制造的，曾庆红是否主导了这一流言事件。但随著流言传播面的越来越广，杨尚昆、杨白冰的命运顷刻间黯淡下来。正是这个时候，曾庆红与邓朴方会面了。

据极其可靠的来源，曾庆红与邓朴方首先谈了江泽民的处境，大意是：江泽民从来没有对“老爷子”（邓小平的尊称）不忠，他只是力不从心，因为杨尚昆实际上控制著党政军的实权，令江泽民没法干工作。

特别是军中事务，根本插不上手，完全听命于杨，没有最终拍板权。江泽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只要全权予他，他一定能放开手脚干得很出色。不管怎样，江泽民是彻底忠于“老爷子”的。

在谈了江泽民的处境后，曾庆红特别向邓朴方剖析了杨家将在军队中的势力。

曾庆红的论述主要围绕二条：

一，杨尚昆、杨白冰的势力在杨、廖、肖、贺四大亲属关系的基础上越来越膨胀，已经没有一个家属能与之抗衡。这次杨白冰推出100名将军方案，名义上实行军队的新老交替，实际上就是以杨家将人马来彻底替代“老爷子”的人马，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演变成变相的杨家军。有恃无恐。现在，杨尚昆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白冰是中央军委秘书长，是军委的第四号人物，这种现象于党、于国家、于军队都是十分危险的。

二，杨尚昆有比较明显的平反六四的意图。如果“老爷子”考虑让赵紫阳复出，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等于间接承认了自己的决策错误。六四以后，杨尚昆一直间接否认是自己下令清场开枪，同情赵的处境，这就等于把责任推给了“老爷子”，这也就给了杨尚昆与赵紫阳重新合作的机会。

如果赵紫阳复出，杨尚昆与赵紫阳合作，一切局面都会颠倒过来，国家可能再度出现不稳定。坚决不能让六四成为“老爷子”的一桩心事，让“老爷子”不高兴，“老爷子”健康长寿、颐养天年是人民的心愿。六四的事，可由历史来评说，匆忙不得。

在曾庆红与邓朴方会面不久，江泽民亲自拜见了邓小平。江泽民是带著于永波去的，邓小平则召来了他的爱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注释12]。在这次会谈中，先是于永波介绍了杨白冰所提100人方案的来龙去脉，说明了有关的背景情况；江泽民著重谈了为什么他压下这个方案不办的想法，并说他压下这个方案后，杨尚昆曾问过他，为什么还不批，他说要请示小平同志后再办；刘华清则从旁边证实江泽民在军委大权旁落的状况。邓小平只是听取他们的情况反映，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

杨白冰所提100人名单事件悄然无声地在中共高层内越传越广。一些本来就对杨尚昆、杨白冰看不惯者更是抓住机会反击。

李先念对比他大一岁而接替他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则对杨表示幸灾乐祸，陈云、彭真也认为杨尚昆、杨白冰的权力过大，不利于团结；出自第三野战军的张爱萍[注释13]等坚决要求不搞“家天下”，张爱萍亲自找江泽民谈话，并向邓小平、江泽民推荐了他的老部下、时任国防大学校长的张震协助江泽民的军事工作。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倒杨”声中，邓小平不露声色地放弃了与他共事几十年的四川老乡兼亲密友人杨尚昆，与陈云、李先念协商，成立了由江泽民、李鹏、宋平以及中共元老薄一波主导的中共十四大筹备小组，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人事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理。邓小平与杨尚昆这对经常相见的朋友互不联系了，频繁走动的两家子女互不来往了。

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尚昆、杨白冰彻底退出了军界，代之以邓小平的老部下刘华清、张爱萍的老部下张震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辅佐无从军经验的江泽民。

杨白冰100人名单中的绝大部分军官的仕途由此走下坡路。何其宗于1993年1月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周文元于1992年11月调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宗顺留于1993年3 月调任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贺鹏飞既没有成为中共十四大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也未能如期晋升中将。

唯一的例外是熊光楷，这位在总参谋部以最善察言观色而闻名的总参



情报部部长，终于弃“杨主席”而投“江主席”，在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时升任总参谋长助理。1993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杨尚昆、万里正式宣布退休，赵紫阳也永远失去了复出的希望。相反，江泽民则成为继毛泽东、华国锋之后，全面掌握党政军最高权力的第三位最高领导人，李鹏则再次连任国务院总理。

1992年对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来说，都是极富刺激性和戏剧性的。与其说这场战斗是江泽民、李鹏的胜利，不如说是曾庆红的胜利。通过“倒杨”，江泽民领教了曾庆红变幻难测的高深政治手腕，认识到唯曾庆红能成其业，由此，江曾的关系已无人能够取代。

尽管曾庆红在中共十四大仍被排斥于中央委员会之外，但是，江泽民不能否认，如果不是曾庆红帮助他主动挑战“杨家将”，他肯定会屈从杨白冰提交的这100人大名单。

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肯定将会改写。 

营造一个让学生永久留恋的课题组气氛

营造一个让学生永久留恋的课题组气氛 精选

已有 5573 次阅读 2012-12-27 08:43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研究生 课题组 科研 环境 兄弟姐妹

   一个课题组中除了导师外，有硕士、本科生，许多课题组还有博士及博士后，本科生至少在实验室一学期做毕业论文，而硕士及博士一般在实验室做研究三年左右时间。这是人生一个不短的时间，而且是人生中最最活跃也最为美好进步最快的时光，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利益、没有权势、不带家庭背景的时期。

    我研究生毕业后就开始带本科生毕业论文，带研究生也有十六年时间，随着年龄的增加毕业学生的增多，越来越体会到，课题组的气氛是非常重要的。本来做科研就比较苦，加上许多实验遇到不少困难，如果课题组中研究生之间、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再不和谐，那是苦上加苦，这段人生的经历让学生们不多的留念甚至会有一个痛苦的回忆。

    不管那位学生进我的课题组，我第一次谈话中首要内容，就是在课题组中不许互相之间闹不愉快，大家象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关心与帮助。如果谁闹矛盾，不管有没有理由，都要受到批评，大家为什么不能够努力不产生矛盾呢？而且这是我课题组聚餐开场白中经常要讲的内容，一方面欣赏大家这种努力，一方面也是提醒大家继续。

    我很幸运，我的课题组中除了刚带研究生时极个别研究生外（那情况有点特别），毕业了百位本科生，几十位研究生，他们互相之间关系处得非常好，一路来实验室，一路去吃饭，过生日时经常一起去喝点酒，毕业后有同学结婚或有聚会时，大家从四面八方赶过去喝酒，看到照片中他们熟悉、灿烂的笑容，心里无比的快乐。

    他们许多人毕业后路过实验室，将曾经一起在实验室中做实验的学弟学妹们请出去欢聚一下。

    因为要做科研，导师不可能不批评研究生，但这种批评，让学生们知道是善意的，而且批评过后，要马上忘掉这种批评，恢复到没有批评前的神态，让被批评的学生没有感到老师对其带有另外一种态度。

    让课题组中的学生们，带着好的心情做研究，克服科研中的困难，让课题组带上‘磁性’，将研究生们自愿地被‘吸’在这个环境中。每当晚上散步路过实验室楼下看到灯光时，心里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并不要求他们晚上必须到实验室，他们晚上在实验室或看资料或做实验，或与其他人QQ聊天，也可能在实验室中做其他事情。

    而且更为高兴的是，我的研究生们的恋爱朋友，绝大多数也象我的学生们那样，融入在这个群体中，毕业后不少研究生同学结婚时，他们以家属及朋友的双重身份出现在婚礼的场面上。

    人生苦短，让学生们艰苦地做着科研，同时又享受着课题组环境的美好，更永远享受着一起做研究生时的兄弟姐妹的友情。

    作为导师退休后，除了退休金还有什么呢？那就是自己的学生们给自己的电话、短信、QQ与邮件，还有那一张张电子照片。

    我的一些学生们的聚会照片在我搜狐博客中。http://lin602.blog.sohu.com/

学习漫谈（82）：学生如何主动寻求导师的指点

 所有学生在学期间大多渴望得到导师的多方指点，特别是在做学问方面的教导。这里说的导师包括一般意义下的指导教师，学生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本文的讨论仅限于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如何主动寻求导师的点拨，这对于学生的成长（尤其是培养“单飞”能力）至关重要。

先说说研究生导师。我把他们分为三种：一是“一线奋斗”型；二是“公务繁忙”型（大多有管理职责）；三是“滥竽充数”型。前两种有真才实学；第三种并无真才实学，主要靠钻营“谋生”，按沪语说来，是“混腔势”的，不在本文所说的“导师”之列。所幸的是，我熟悉的导师大多属于前两个类型，总体情况也是如此。

再来说说导师喜欢怎样的研究生？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这样的学生：积极向上，勤谨用功，有一定悟性，这三者缺一不可。所谓“积极向上”，指的是热爱学习，主动求知，有进取精神，这是最重要的。三者兼备的完美学生较为难觅，但比较好的还是占大多数。

那么，作为研究生，怎样利用珍贵的攻读研究生阶段，最大限度地得到导师的指点？我认为，至少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从观念上去掉“被动学习”的想法，主动出击，积极征询导师的意见。其中最要紧的是：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主动设计自己的学习，每个环节上争取导师的点拨。千万不要傻傻地“等、靠、要”，一个劲儿地问导师：“你想让我修哪些课程？”“让我做哪个论文题目？”“应该采取什么手段攻关？”等等，而是先主动地思考，按导师的基本要求，提出自己的初步方案（包括选课、选题、开题、做论文等）；方案最好不止一个，倾听导师的意见后做出抉择；听到导师的意见后，也不要老是：“Yes, sir”，处处照办，要勇于独立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仔细观察分析导师及其团队的特点，以各种方式赢得导师的指点。倘若课题组有定期的小seminar（这在本所很普及），一定积极参加，而且主动发表见解、提出疑问；现时通讯手段很多，可以利用电话、电邮、QQ群聊、短信等等，随时与导师讨论，或寻求答疑解难。

——在寻求答疑解难的过程中抓大放小，力求探讨关键性问题。对于鸡毛蒜皮的问题（例如公式推导、程序设计、实验细部设计等）应自己通过阅读文献资料，或与同学讨论，自行解决，只把自己啃不动的“硬骨头”拿出来，请导师指出如何“下口啃”。

——定期向导师汇报工作进展和所遇到的难点，亦即写一些小型汇报，提交给导师，使其随时了解详情，给予指导。

——学会与导师argue，善于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要知道，“弟子未必不如师”，特别是，现在不少研究生很能干，视野较宽，对新的研究动态细节的了解往往超过导师，因此，若与导师在学术上有分歧，一定要讲出来，别闷在肚子里。讨论中，大家只相信真理，谁对就听谁的。我相信，多数导师有容忍年轻人反驳自己、共同探索的雅量。就我来说，则特别喜欢这种argue和discussion，因为真理越辩越明。

——随时记录与导师或课题组讨论的内容。最好把历次重要的讨论记录在案，放入专门的文件夹，有需要时就拿出来看看、想想，有必要时进一步提出问题。

——遵守一定的基本礼仪，遇到大问题需要与导师花一段时间讨论时，应该与导师约定，在合适的时间进行。特别对于那些有领导职务的导师，更要事先约定。在讨论中尽可能做到言简意赅，抓住关键问题，务求实效。

办法还有很多，可以自己不断创造。

我有时想，可以把研究生比作嗷嗷待哺的雏鸟，把导师比作亲鸟。亲鸟喂食时，总是那些“积极主动”的雏鸟能获得更多的喂食。作为雏鸟，别抱怨自己得不到充分喂食，经常想想：“我发挥主动精神了吗？”

欢迎朋友们提出不同见解。

写于2013年1月15日晨

教学：学生不喜欢的各种授课老师

 精选

已有 1172 次阅读 2013-1-9 09:00 |个人分类:教学闲论|系统分类:教学心得|关键词:老师 教学 不喜欢

日前接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称为中科院大学，简称国科大，还是不习惯）通知，周末召开一个教学研讨会，让我做个简短发言，谈谈如何讲课。科学网上有不少对讲课深有体会的老师，比如唐常杰老师，我虽然不认识，更没有听过他的讲课，但是从博客上我们能看到他的课一定很好听。具体讲课技巧可以多学习类似唐老师的文章。我在研究生院讲课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10年有余，按照成长的道理来说，似乎对教学应该比较有体会了。选课人数从最初的20来人，到最多时候200多人，优秀课程也得了好几次了。但是让我来谈教学经验或者体会，我还是有点诚惶诚恐，原因在于我自己并不知道如何讲好一个课程，每年讲课对我都是一个负担。

    中科院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没有教学的硬性义务，都是自愿去讲课。尽管不知道课该如何讲得更好，但是我们也都上了20多年的学，听过几百个老师的讲课，自然就能够评价一个老师讲得好坏。遇到讲得好的老师就觉得课有意思，但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让我们觉得有意思，但是遇到讲得不好的老师，还是能够说清楚为什么课没讲好。也就说，提反对意见容易，提建设性意见难。所以，我觉得可以先提提反面意见，什么样的授课是不好的，也就是说，是学生不喜欢的。

类型一、敷衍了事型。课堂表现如下：备课不充分，有时候甚至讲不下去，需要翻书，甚至问学生；迟到早退；不理会学生的反应和提问等等。有些老师水平是有的，但是由于事情繁忙，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讲课就成了次要事情。作为学生尽管还是个学生，但是也都在观察，都在判断，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考察对象。老师对课堂不重视，态度不认真，学生自然就不会买帐。这样的课程是老师和学生共同浪费时间的过程，是共同忽悠领导骗取学分的过程。如果是个可有可无的课也还罢了，如果是比较重要的基础课程，那就害了一群学生，甚至整整一届学生。毕竟大多数学生还是被动的选择老师和课程，一门好课程会让一个学生一生的路线发生重大的转折。我们发现很多人一生从事的职业或多或少都受到某些课程的影响，有些人喜欢学化学，大概是在某个时期遇到了一个好的化学老师，碰巧这个学生在该课程上有很好的体验并获得了较好的成绩。其他学科大体也如此。所以，只要讲课，态度就要端正，否则良心能安否？

类型二、平淡如水型。课堂表现：平铺直叙，没有激情，没有起伏。很多课程尤其是专业基础的课程，往往是比较枯燥的，甚至难于理解的，这样的课程非常难讲。如果就好像老僧念经，始终一个表情，始终一个语调，始终一个姿势，只会让学生昏昏欲睡。遇到这样的课程，尤其是下午，逃课、睡觉和干私活现象就比较严重。一个老师走上讲台是有他的气场的，他的情绪会影响到学生，有热情的老师能够带动学生的热情，本身就想睡觉，自然就引导学生睡觉。

类型三、照本宣科型。课堂表现：严格按照课本内容，一丝不乱，课堂讲述顺序多年不变。讲课大多数都有个大纲，也可能都有个基本的参考教材，按照大纲和书本进行教学似乎天经地义，但是学生不太买这样的老师帐。记得高中时期，有个老先生讲课，基本上就是在念备课材料，甚至课堂提问都是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人物提问。大家很好奇，觉得为什么老师不看学生，就提学生回答问题，有一个调皮的学生课间偷看了老师的备课本，结果发现，老师所有的行为都已经像剧本一样罗列在教案中。这是个很严肃的老师，也很敬业，但是这样的照本宣科，学生就不喜欢。最后发生了罢课现象，把这个老师炒了鱿鱼。

   课本没有完美的课本，内容和形式都带着编著者的主观，有优点也有缺点。如果老师就是按照课本严格执行，对于很多课程来说，那就不需要老师，很多学生会认字，也有一定的基础，自学也能达到一定的效果。老师之所以还有价值，就在于要将课本的不足进行弥补，能够讲出书本上没有讲出来的东西，能够讲一些学生自学想不到的内容，这样的课程学生可能就喜欢。

类型四、自我陶醉型。课堂表现：滔滔不绝，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学生都在睡觉而不知。老师有水平，也很敬业，有热情，但是陶醉在自我的世界里并不能吸引学生，只能说是自己被内容所吸引。这样的老师我们遇到过不少，对于成绩好的同学和非常好学的同学是不错的，但是对于课堂里的大多数，并没有吸引力。学生感觉到被抛弃，老师在炫耀，这使得学生觉得课堂内容的距离就比较远，授课效果自然不理想。有的老师不看学生，只看着黑板或者地面，自言自语，好像背书，又好像面对空气演说，都给学生不好的感受。尤其到了研究生阶段，所有的学生都是听课老手，遇到过很多老师，自然见到过很多好的老师讲课，他们会无意识的将正在听的课与过往记忆中的课程相对比，好坏自然就很容易得到答案。

类型五、不负责任型。课堂表现：讲课内容与教材无关；讲很多媚俗的笑话以迎合学生；授课内容错误百出。我们听过一些课程，老师讲课往往跑题，讲着讲着问同学，我们该讲什么了？还有的课程老师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过多的讲一些时髦的话题甚至是媚俗的话题，有些话题有误导甚至有违师德。有的老师不知道是水平问题，还是表达能力问题，讲得东西经常出错，需要学生举手指正。这样的课程也不会得到学生的认可。

作为学生，都希望自己能听到世界上最好的课，都希望讲课的老师是世界第一大牛，但是事实上这都是梦想。我们一辈子能听过一堂酣畅淋漓的课就足矣。作为老师需要敬业，需要灵活，需要挖掘教学素材，学会和学生互动，让上课成为一种很好的体验，也希望能给一些同学以正面的影响，不至于浪费大家的光阴。但是对于学生，建议看看梁漱溟的《我的自学小史》，他的观点和核心就是，我们可以听课，但是自学永远是真正学习。老师讲得再好，都不能代替学生消化和理解，自学是最终都要走的路。可能我们遇到讲得好的老师，那是我们的运气。如果遇到讲得不太好的，甚至很糟糕的课程，那就只能加强自我学习，而不能因为老师的原因影响了课程的学习。遇到不好的老师，尤其要警告自己，是否自学足够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寄希望于遇到好老师要更靠谱。

后记：这篇文章说的各种类型，希望都已经在历史中。不要对号入座，我自己做的也不怎么样。拍砖轻点，拜托。

silong.peng@ia.ac.cn

2013.01.09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416-651232.html

喝茶

喝茶 精选

已有 2625 次阅读 2013-1-6 15:53 |系统分类:海外观察|关键词:喝茶，大学文化，行政化，Latte，管理

贾伟

最近一直在外旅行，我喜欢在机场或街上找一家Starbucks（星巴克）， 要上一杯绿茶坐下来工作一会儿，那里的绿茶通常叫China Green，其准确名称应该叫Spearmint Green Tea，是一种带薄荷味的绿茶，起初喝上去感觉怪怪的，喝久了也习惯了。到了国内出差时，我想“星巴克”八成会有龙井或乌龙茶什么的，入乡随俗嘛，结果发现中国的Starbucks菜单上依然没有纯正的中国茶，而最近他们隆重推出的是一种东西合璧的“抹茶Latte”，一尝居然味道也很好！

茶这个东西多少反映的是一种文化。余秋雨曾感慨过这么一桩小事：在英国很难找到完全不喝茶的人，但在中国却到处都是。他搞不懂，英国从中国引进茶叶才三百多年，却构成了一种最普及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喝茶的历史有几千年了，至今仍有大量的人不喝茶，这是为什么？

前些时候跟上海交大的领导（也是我以前的老上级）一起吃饭，他问我“归海”到美国快五年了，有什么感想。我坦率地告诉他，我想法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了。我说：以前作为海归，我们经常嘲笑你们这些领导，认为你们对海外高校的认识是肤浅的，你们去国外高校短期访学或参观，走马观花，肯定没学到人家管理上的精髓。随着这几年在国外高校工作的“纵深”化，我发现自己东、西方高校的管理思想也懂得不多。

我跟他说两地高校的管理似乎没多大差异，都是关于找钱、找人、建好学科，管理越到了宏观层面，似乎差异就越小了。我甚至有一种近乎怪异的看法，我感觉中国大学的管理在很多方面比美国大学更高效，反映在产出和产出的增长上优势明显，如果排除经费的因素（中美两地的高校投入都很大），导致中国大学高效和高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居然）是我们的强有力的“行政化”体系。

我本人对中国高校的行政化深恶痛绝，所以跟领导说这一番话时，打了个折扣，我的原话是：跟美国大学相比，中国大学过去十几二十年的快速增长，它的行政化体制起到了一个正面的作用。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这个“行政化”因素是客观存在的。记得在交大985二期经费下达时，我参与了“生、农、医、药”四个学院仪器平台建设的立项过程，在大型仪器的购买和运行上，我们遇到了来自教授们的热烈的响应和激烈的反对，当然反对声来自于那些得不到立项和不同意立项的教授。到了美国高校工作后，我也参与了几次重大仪器购买的论证和决策，有趣的是那些唧唧歪歪的反对声音跟中国高校里教授的从内容和分贝数上是一样一样的！值得一提的是，两地的解决方法不一样。交大采用了行政手段 - 扩大校级分析中心的体量，通过该分析中心对所有校级和院际大平台上的仪器进行统一管理和运行，一下子摧毁了想获取资源的“山头主义”们的计划。而美国这里就比较费劲，通过多个回合商谈，最后还是把资源分到个人 – 依靠制订一套游戏规则和教授的Professionalism来制约教授们的“拥兵自重”。可以看到，前者靠的是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手段，后者靠的是一种自身的高校文化。

讲上面这个例子，是想说，中国大学迄今尚未形成良好的“教授治学”的高校文化，所以每走一步，都得依赖行政化的驱动和约束；反过来，也正是因为行政化的无所不在，中国大学无法产生独立、自由、和平等的校园文化。中国的大学不像纯粹从西方来的咖啡，也不似纯粹土生土长的绿茶，有点像抹茶latte，这样的不纯粹，造就了当今中国大学一种纯粹的文化上的纠结！

最近科学网上几个名博呼吁在中国高校推行tenure制。关于这个观点，我说不好，个人觉得它是种好的制度，应该在中国施行。但什么时候施行、在哪些高校先施行，需要斟酌。因为tenure不是一种人才工程，它实质上是一种教授的评价体系或者说一种评价过程，它必须扎根于能够支撑tenure制的成熟的高校文化之中。倘若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同行评议，在我们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行政化渗透下，Tenure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将不可能保持其纯洁性并产生对中国高校文化的促进作用– 至少对绝大多数大学而言肯定是这样的。

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过去很多年里，我们学术界每次“舶来”一些新玩意儿，譬如SCI论文，点数，各种因子，都无形之中将学术群体进行了一种重新分割和定义。我们中的不少管理者和学术“精英们”，在“独立、自由、平等”的学术口号下，却手持一把尺子按照诸如毕业院校的门第、论文的档次、职称等给每个人定位。凡是这把尺子测不出的东西，便被忽略不计，如果大家细心品味的话，不难看出科学网上这样（给人分类或者给自己定位）的博主不在少数。但不要忘了，那些被忽略了的东西，也许正是一个学者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我总是说，放下你手中的尺度，才是构建一种高尚文化、真正让我们的高校文化走向独立、自由、平等的先决条件。

      在一个国家推行一种来自于异国他乡的文化底蕴迥然不同的东西，常常会出现有意思的“变异”。我们还是说喝茶吧，在1650年左右，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茶从中国传入英伦，但饮茶真正在英国流行起来，是两百年以后的事了，而且还是借助于明星效应。当时有一位风华绝代、气质高雅的荷兰公主凯瑟琳嫁到了英国，她很快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偶像。这位凯瑟琳王妃有个习惯，喜欢喝茶，她到英国的时候，专门带去一批精美的茶具、优质的茶叶，以及为她泡茶的女侍。英国人见到偶像喝茶，大街小巷都跟着模仿，学着喝起茶来，不到十年，饮茶之风就风靡了整个大英帝国。

在杨绛和余秋雨的作品中有过这方面的描述：当初英国贵族请人喝茶是一种时尚，女主人会郑重捧出一个精致的茶叶盒子，当众打开，引起大家一阵惊叹。而当时泡茶全用大茶壶 – 在我们今天来看属于最低级的那种做法，一次次加水，一次次道谢，一次次啧啧称赞，等到杯中茶水无色无味的时候，女主人会打开茶壶盖，用一个金属夹子把茶叶渣子小小翼翼地夹出来，一点点平均地分给每一位客人。客人们如获至宝，珍惜地把茶渣放在面包片上，涂一点黄油优雅地吃下，算是完成了喝茶的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的学术界其实一直在上演着。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5898-6502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