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December 29, 2012

2012致敬科学网人1:金拓!


  金拓同学曾经有次和我意见相左,不过是哪次什么事情我却忘记了。

 
  不过,在金同学表达观点的95%以上的事情,俺们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能够遥遥呼应的。
 
  其实,即便是在科学网这样一个自由平台上,也很难得。
 
  和金拓没有多少交情,所谓一致或者呼应,无非是看到描述自家观点,发现心有戚戚罢了。
 
  根据文字中对金拓的大致了解,副教授回国,在国内一步一趋地艰难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实验室。如果经费够用,则不再去努力获取超过所需的资源。在国内,他是我所知道的第二个秉承这个“够用就停”原则的学者,可谓稀缺得很!
 
  所以,在科学家伙中,他算是处境稍难但还能保持快乐的一类学者。
 
  金拓反对人才计划,在被引进的一批人才里能有如此理性看法的其实很少,很多闷声大发财去了,很多则得了便宜卖乖着(科学网上这样的人不少),也有的更过分些,就是所谓biaozi也做牌坊也立的。
 
  金拓同学还在意一个人在不断宣称的东西,认为有些灰色的东西虽然有其存在的环境与空间,合理性总不会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具备健全人格的人,还是应该从内心排斥它,至少不要表达自己的顺从,并试图影响到别人的内心选择。我很赞成这样的“认为”。
 
  于是,对金拓的评价可以如下:
 
  1,不贪婪
 
  2,很积极
 
  3,较理性
 
  4,还快乐
 
  如果从海外回归的学者能够持这样的平常心,用自己的行为和心理积极影响着周边环境,至始至终保持基本一致的行为,才能赢来人们的尊重。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483-647392.html

最牛复旦班告诉我们什么是学习和科研



已有 520 次阅读 2012-11-21 20:43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今年8月份,孟晓犁被正式任命 为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永久院长,他也因此成为首位出任世界顶尖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华人。孟晓犁是复旦1982届数 学系毕业生。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毕业三十年后,复旦数学系82届学生在中组部、科技部等国家机构任职者约有十余人,创办或加入各类公司工作的有50余 人,从事国内外科研教学工作的约有45人,因此被称为复旦“史上最牛班级”。



实习记者_唐爱琳 上海报道



10月底,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统计系主任应志良又回国了,此次他特地来探亲。这是他四个月内第二次回国了。四个月前,他曾经回到复旦大学,参加母校78级数学系毕业三十周年聚会。

高考恢复后,最初两批 复旦数学系学生相继在1982年1月和6月毕业。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而后选择出国、读研或创业。现在他们中的有 些人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大学教授,也有部分或在商界立足,或在各级政府机关任职。复旦82届数学系毕业生也因此被网友称之为“史上最牛班级”。

1

1977年8月,学校里的老师通知应志良,国家恢复高考了,为了同学复习,许多课余活动都解散。

在应志良曾就读的上海市龙山中学,物理和生物分别被称为工业基础、农业基础,老师上课也多用上海话教学。应志良至今记得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仍是上海话版的。

当时在毕业班就读的应志良,正好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复习参加高考,但在当年的第一届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中,他取得了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并获奖。“竞赛题目从来没看到过,当时也不知道可以通过竞赛进大学。”应志良说。

最终,全国决赛有57人获奖,其中25人来自上海。在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的动员下,这25人中的绝大部分进入了复旦大学。“我当时想过去北大,后来苏先生说去复旦,就去了复旦数学,只要有大学上就很好了。”就这样,他成了复旦大学78级数学系的一名新生。

比应志良早半年入学的77级学生吴宗敏,上大学前在上海无线电八厂当工人,在机修车间维修空调、冰箱等。听闻高考恢复,吴宗敏产生了报考的念头。

当时大型国有工厂,特别是电子行业的工人,是社会上最好的工作,稳定且待遇不低于“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吴的同学家长劝他放弃高考,保住一份“铁饭碗”,避免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地。

可吴宗敏还是觉得,这是人生中一件应该做的事情。“文革”开始时,吴宗敏还在上小学三年级,并无高中教材和练习资料。为了准备高考,他和同学只好向“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借,将资料抄下来复习。

填报志愿前,吴宗敏只 听说大学里有数学、物理、化学、中文、新闻等专业,也不清楚自己想读什么。当时徐迟关于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很受 追捧,他又向技校里一位复旦物理系毕业的老师咨询了一下,最后将前两个志愿分别填上了复旦和上海交大的数学、物理专业。当时规定上海学生必须要填一所外地 院校,吴宗敏便将北大的数学与物理填在了第三志愿。

在上海无线电八厂,那年一共有4名学生考取大学。去复旦数学系报到的当天,厂里工人将大红喜报贴到吴家门口,给吴宗敏戴上大红花,一路敲锣打鼓送到了复旦。

2

吴宗敏是第三个来到宿 舍的,在他之前来的是李源潮。在复旦大学校友网上的一篇访谈录中,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曾回忆道,尽管 1968年就参加工作,但十年来他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因此当高考恢复,他便瞒着父母和同事报了名。当时,李源潮是已有四年教龄的数学教师,高考当 天,他上午请假去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他只想要学好数学,毕业后继续当教师。

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的两批大学生,77级、78级学生的年龄情况十分复杂,包括已经工作多年的考生、应届高中生,甚至有跳级的学生,年龄差距可达15-20岁。但无论长幼,在十年的知识匮乏后,“希望上大学,并最终能考上大学的同学都是热爱学习的。”吴宗敏说。

1980年代的复旦自修室和图书馆座位也很紧张,学生经常要去抢位子,实在不行,只能到防空洞改造的地下房间里去自修。入学时,寝室10点半熄灯, 大家都觉得熄灯太早了。作为学生代表,李源潮专门找了苏步青校长协商,最终将熄灯延迟半小时。寝室熄灯以后,数学系的同学都到走廊上背英文,甚至自备手电 筒学习。

在学习上,大家对自己 的要求也很高。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现在仍在复旦数学系工作的78级学生邱维元对一次考试印象深刻:“第一学期的数 学分析,我只考了78分,已经是班上最后几名了。那时候考不满80分就认为考得非常差了,不好意思了很长时间。”这也是他大学学习过程中,唯一拿到的一个 低于80分的成绩。

据吴宗敏回忆,“当时学生面对的功利诱惑比现在少,大家都安安心心做数学”。当时学校老师曾说,1949年之后,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学生。

当时的复旦数学系只有苏步青和谷超豪两名教授,现移居美国的中科院院士夏道行,那时在复旦也只是副教授,其余给学生上课的都是讲师。对于吴宗敏和李源潮这批学生而言,印象最深的还有当时的班主任孙芳烈老师和指导员杨浣明。

在接手77、78级学生时,孙芳烈已经快40岁了,还有两个孩子,为了能更好地照顾这批学生,孙把小孩全托,随时随地和学生在一起,没事就来寝室聊天。在他的辅导下,吴宗敏所在班级在数学分析的考试中,14人获得满分,这件事甚至得到了苏步青校长的关注。

在本科阶段,吴宗敏认 为,他的成绩并不算班级里最好的。他偶尔会去询问班主任及指导员,他的成绩在班级里怎么样,班主任及指导员都告诉他:“你当然 是最好的。”当时吴宗敏听了很高兴,同时也激发了学习的积极性。现在回想起来,他意识到,这是他们的教育方法:“他会使得每个学生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3

吴宗敏是恢复高考后, 复旦大学出国留学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本科毕业后,出于对学习热爱,他报名了研究生考试。在那份报名表的一个角落里,有一行小 字写着:是否愿意作为出国留学代培生。开始吴宗敏没有填,他觉得出国是最优秀的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就在排队交表的时候,他和同学互相翻看彼此的报名 表,有同学对他说,有人成绩不如你,他都填了。就这样,在交表前两分钟,吴在表上画了一个勾。

通过研究生考试后,吴宗敏本想留在复旦数学系读研,没有想到学校通知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去学习。那是中国教育部和德国签订的交流协议内容,连专业和导师都已经确定了。

吴宗敏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到了导师Schaback的研究方向——计算数学。一向不喜欢计算的吴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当谷超豪先生在德国访问时,吴宗敏恳请谷老是否可以通过关系帮助换一下专业;谷老却认为,既然已经签好了协议,再换导师是对导师的不尊重。

吴宗敏后来也想通了:“就像毛主席说的:共产党员好比一颗种子,把你放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 在1982年,复旦数学系一共派出了6名学生,分赴美、德、法留学。

出国前,吴的母亲哭了出来,觉得儿子一走,天涯海角就好像是永别。“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出国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是福是祸都不知道,”吴宗敏说,“当时觉得,留学就是去读书,毕业了就该回来。”

在工作分配制的时代,摆在留学归来的吴宗敏面前的,是五六个高校的聘书。他最终回到了复旦,因为在读博阶段,复旦的老师们在与他的日常联络中,都希望他能回来任教。在吴宗敏看来,上大学、读研、留学、再回国,这是很平常的一条路。

与吴宗敏报名考研不同,在度过了“最幸福的本科四年”后,应志良突然接到通知,说系里面要找他谈谈。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次谈话会将自己送出了国门。“当时根本没想过出国,只知道留学回来的人都是很优秀的。” 应志良说。

在那个年代,对于当时毕业生月收入不足50元的学生而言,25美元的托福考试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好在当时的出国留学手续常不齐全,语言考试也不是必须的,谷超豪先生为应志良写了推荐信,最终,应志良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

离开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的上海,在哥伦比亚的宿舍里,应志良和同学第一次见到了家用冰箱。开始时,他们分不清冷冻和冷藏的区别,把牛奶放进了冷冻室。不过既然是“从落后地方到了发达地方”,应志良很快就适应了纽约的生活。

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应志良赴伊利诺伊大学任教。从中学生到大学教授,应志良觉得自己的这一切并没有什么计划,他用了“随机游动”这个统计学术语来形容他的经历。

4

就在吴宗敏等人出国留学的时候,李源潮以他所希望的教师的身份留在了复旦。入学前就是党员的他,很快就成为了班级团支书,而后又是数学系的团总支书。“做了五级团的书记,做了五个单位的党的书记;就此,这个书记就没再离身。”李源潮在访谈录中说。

在今年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上,李源潮携妻儿一同出席,77级同学还按照30年前毕业照时的位置,拍了聚会的合影。毕业时,李源潮站在了第二排最右边;现在,尽管摄影师请他站到中间,他也没有同意。“这是大家商量好的。”吴宗敏说。

吴宗敏还记得,入学时,他和李源潮分别选了寝室里靠窗的两个下铺,到了大二,李源潮主动提出与靠门口的上下铺同学换一下,由此李和吴成了上下铺,“李源潮睡上铺,他选了寝室里最不好的位置。”那时每次一起在外吃饭,吴宗敏总是会帮大家到窗口拿菜,李源潮则总是抢着买单。

在李源潮调任复旦团委 副书记时,他的78级同学潘皓波接任了系里的团总支书记。在做学生工作的过程中,潘皓波读了很多报纸和文件,认为自己“和经济 体制改革走得近一点”。他当时认为:改革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为了参加到改革中来,他创办了勤工助学,与11家单位联系了132个勤工助学的岗 位,而后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复旦学生咨询科技开发中心。

当时,潘皓波还是一心 想做研究。从复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他考入复旦信息管理专业读研。在一边读书一边任教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信息管理方面的教师缺 乏实践,他便离开学校进入上海中旅集团积累经验。起初,他还抱着做几年就回学校的想法,却没有想到,在那里一干就是10多年,并自行研发了一套旅行社管理 软件。为了让软件在全国范围推广,2001年潘皓波下海经商,并创立了现在的金棕榈集团。

在82届的学生中,有 不少人在后来都选择了自主创业或进入华尔街,潘皓波是其中一位。徐幼于最早发现警示次贷风险,而在美国金融界出名;陈振华在学 生时代就帮老师同事修电脑,编代码对他来说很容易,因此后来创办了Cybercon公司,为IBM、Apple等公司产品提供技术支持。

5

凭借着学生时代和同学建立的广泛联系,在老同学的协助下,潘皓波张罗起了毕业三十年聚会。一轮又一轮的邀请发到了大多数同学手中,远在美国的范剑青也收到了这封邀请信。

出生于福建莆田县一个农民家庭的范剑青,在中学里幸运地遇到了一批当时被称为“臭老九”的好老师。受他们影响,只有15岁的范剑青在恢复高考次年就考入复旦78级数学系,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在职攻读硕博。

1985年前后,大陆学生出国留学渐成趋势,国外大学也逐步向中国开放了个人自由申请。“年纪小,周围人的影响就大。”范剑青称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申请到了留学的机会。

在当时,申请一所学校的邮寄费和申请费相当于范剑青月工资的一半,了解国外大学也必须到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为了节省成本,他找出一份统计学专业的大学排名,只申请了排名最靠前的四五所大学。最终,他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在伯克利,范剑青遇到 了两位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导师,在统计界,能获此殊荣的至今也只有四位。“其中年长一些的那位导师比较传统,年轻的那位导师 想法特别多,他对科学的理解对我影响特别大,”范剑青说,“有时我把我的演算结果拿给老师看,但他说不用看,我知道中国人做数学可能比我都好,我就跟你去 喝咖啡,聊聊数学,教你怎么做有创意的研究,探讨什么是知识创新。”

博士毕业前夕,范剑青找到了一份在美国担任教职的工作,就留在了美国。这之后,他虽然一直都有着回国的想法,但机会却越来越少。

如今范剑青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金融系的终身教授,并获有被誉为“统计学届的诺贝尔奖”的“考普斯总统奖”。在他之后,他的同学孟晓犂也曾获得过这一奖项。

在复 旦数学系完成本硕学习后,孟晓犂留学哈佛,成为哈佛统计系第一个复旦学生。初到哈佛的第一周,他选修了Rubin教授关于人口普查统计方法的应 用课程。当时他很不理解:统计人口有这么难吗?在课上到一半时,他忍不住举手提问:“Rubin教授,在中国大陆,人口普查很容易,清点人数就行 了。”Rubin教授愣了一会儿说:“晓犂是非常天真的(Innocent)。”多亏当时一个在场的台湾教授为他解了围:“我知道晓犂的意思。我们台湾也 很容易,我们有宵禁。”

孟晓犂最终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在他任哈佛统计系系主任期间,统计学系成为哈佛最具跨学科特点的系科之一。几个月前,他又成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个华人研究生院院长。

6

在美国,那些曾经的同学逢年过节都要聚会。2009年,现任斯坦福大学生物统计系教授的复旦数学系82级毕业生陆盈从美国西海岸飞抵普林斯顿大学,借着儿子即将到范剑青的实验室里实习的由头,他想与六位昔日同窗热闹一下。

闲聊中,陆盈提及范剑 青、孟晓犂接受加州某中文台的采访并上了电视,大家便找出视频来看。一位参加聚会的同学在博客中写道:“当孟晓犂出现在镜头里 的一霎那,吃惊的绝对不止我一个人,这头发也掉得太快一点了吧?”当时在场的范剑青说,电视台采访当天本来还要回答观众提问,但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这位 同学打趣说:“如果早点通知我们,怎么也会准备些刁钻问题来捧场,比如说问问孟晓犂,学问和头发的数量之间有什么统计关系等等。”

昔日同窗如今各为人父 母,范剑青的女儿Mary已经从普林斯顿毕业了。和很多美国学生一样,Mary也出去打过工。她的父亲虽已在海外生活多年,却 还是和很多中国家长一样,对年轻人的课外生活不够理解:“我花了这么多钱给你读书,你却把读书的时间拿来打工,算算时价多亏啊!”但实际上,范剑青自己也 有些矛盾:“其实我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学校,挺遗憾的,年轻人应该出去看看。”

毕业三十年之际,77 级和78级四百余名同学先后回到复旦,此时曾经的同学已在各行各业立足。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中组部、科技部等国家机构任职者 约有十余人,创办或加入各类公司工作的有50余人,从事国内外科研教学工作的约有45人。应志良说,每次回国,他都“一定要回复旦,看看老师和同学”。范 剑青虽参加了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却错过了当天上午的开幕式。他也因此自嘲:“我已经不了解中国文化了,不知道开幕式才是最重要的。”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8000-634842.html

中国的波音之父——王助


 精选

已有 999 次阅读 2012-12-29 13:30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王 航空 阿姆斯特朗 波音飞机 波音公司
应朋友之约,奔赴美国西雅图地区教授太极拳,期间参观了美国波音和微软集团,深深为美国科技之发达所感触,感触之余,也唏嘘不已,波音集团能有今天竟然和一个中国人有很深的渊源,他就是王助,并为波音集团所仰慕。今日,特整理王助之资料,大家共享,同时,也希望国家可以为广大科学工作者提供更好地工作环境,不要坐拥人才,却无成果。
中国的波音之父——王助
王助,字禹朋,中国航空事业先驱,波音飞机父。王助1893年7月生于河北省南宫市城西南普济村。大学毕业后从事航空事业,功绩卓著,是美国波音公司创办人之一,曾担任第一任公司总工程师,设计出乙型水上飞机,一下卖出50架,使公司开始站稳脚跟。12岁高等小学毕业时,正逢清政府筹建海军,于是他考入烟台海军水师学校,16岁那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909年,清朝大臣出洋考察,王助、巴玉藻、王孝丰等9人被一同带往英国,开始了留学之旅。
  在阿姆斯特朗海军大学,他开始接触当时还附属于海军的飞机制造领域。1912年暑假,王助与巴玉藻一起凑了2英镑,到温德梅尔湖区,跟着飞行家波特飞行了一次,从此便与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至英国,王助和巴玉藻等4人在毕业后,奉命转赴美国深造。1915年9月,他们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在课程十分繁重的情况下,王助与巴玉藻仍主动去寇蒂斯、通用等飞机工厂实习,从飞机设计到钳工、锻工,无不亲身实践,常常在车间弄得一身油垢。1916年6月,作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第二期毕业生,王助、巴玉藻、王孝丰3人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航空硕士学位,而那一期航空工程专业的全部毕业生不过十余人。
  先学习飞行技术,9月进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在课程十分繁重的条件下,王助与巴玉藻仍主动去寇蒂斯和通用等飞机工厂实习,而且非常认真,从设计、制造到钳工、锻工等技艺无不刻苦锻炼。他们经常深入车间,有时搞得一身油垢。这种认真踏实的作风,一直贯穿在他们毕生的工作中。他们在学业上也非常刻苦,成绩优异,1916年6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第二期毕业生,王助、巴玉藻、王孝丰3人均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1916年元旦袁世凯复辟称帝,当时中国声讨,国内政局动乱,留学生经费无着落。王助等人为自谋生计,也为积累工作经验,毕业后应聘去美国各飞机厂工作。
  王助等人毕业后,正赶上袁世凯称帝风波,他们的公费留学款项全无着落,无法立即回国。正是在这样的窘境中,王助得到了进入波音的机会,为中国人在世界飞机制造史上留下绚丽的一笔。
为波音赚到第一桶金
  美国波音公司的创办人威廉·波音原本是西雅图市的一个木材商。1914年,威廉去观看一场飞行表演,十分幸运地乘坐了一次飞机。翱翔在蓝天上的难忘体验,使他对航 空工业产生了无法抑制的热情,甚至专程去洛杉矶的一所飞行学校学习。
  1916年7月,威廉·波音与一个热衷于航空事业的军官威斯特夫成立了太平洋航空器材公司。1917年,威斯特夫跟随美国海军参战,不得不选择离开。威廉·波音于是将公司更名为波音。
  威斯特夫与王助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同班同学,由于他的离开,威廉·波音急需寻找一名航空技术方面的人才,来填补威斯特夫的位置。于是,王助被推荐进入了当时规模并不大的波音公司。
  王助的到来,被视为“天降贵人”,他很快就被聘为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
  尽管威廉·波音和威斯特夫造出了B&W—1型水上飞机,但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况。当时,飞机的主要购买者是美国军方。他们发现这种飞机起飞与降落的成功率很低,根本达不到军方的标准。
  王助很清楚B&W—1型飞机的缺点,而他的目标,就是要提高飞机起降的成功率。为此,王助设计出一架有着双浮筒双翼的B&W—C型水上飞机,成功地通过了美国军方的测试。
  美国海军部认为这种飞机性能稳定,并且兼具巡逻艇和教练机的双重功能,一次就订购了50架。
  这份订单为波音公司带来了57万美元的收入,是波音发展史上最需要的第一桶金。假如没有这份订单,波音公司很可能早已销声匿迹了。凭借着王助的出色才能,新成立的波音公司开始站稳了脚跟。
  可以说,王助一生最辉煌的时候,就是1917年4月至1917年底。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作为波音第一任总工程师的王助,如同彗星般,在美国的航空史上发光、闪亮,更为全世界的飞机工业开拓了商业与军事领域的发展空间。
愤然回国
  按理说,王助可以留在美国,继续拓展飞机制造领域;作为波音公司的元老,他也可以累积大量的个人财富。倘若如此,世界富豪榜上很可能早就有中国人王助的一席之地了。但是,他却在B&W—C型水上飞机刚获得商业成功的时候,转身回到国内。个中原委,一些历史资料这样解释:“1917年冬,巴玉藻、王助、王孝丰为了报效国家,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他们成为了最早一批留学归国的高级航空工程人员。”
  事实上,王助是“愤然”回国的。在美国时,他受到了严重的种族歧视。尽管B&W—C水上飞机的设计、制造都出自王助之手,但在进行飞行测试时,美国方面却不允许王助进入测试场地,担心他会偷学“美国最高航空技术”。
  这种明显针对中国人的歧视,使王助极为愤怒,也让他更加认清了祖国强大的意义。不愿在美国忍受屈辱的王助,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发展中国自己的航空事业。
任飞机工程处副处长
  20世纪初,中国的航空制造业只能依靠民间有识之士的推动,北洋政府并没有制造飞机的构想。
  王助等人回国后,强烈要求北洋政府筹款创办飞机制造厂。1918年2月,中国首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马尾船政局海军飞机工程处成立,王助被任命为副处长。1919年8月,王助与其好友巴玉藻为海军设计制造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1号”初级教练机。
制造浮坞
  1922年8月,王助又与巴玉藻合作,在上海江南造船所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水上飞机浮动机库——浮坞,成功地解决了水上飞行停置和维修的难题。
  从1918到1930年的12年间,海军飞机工程处陆续设计制造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飞机15架,并培养出我国第一代航空工程技术人才,马尾也成为中国初期航空工业的摇篮。在这期间,王助贡献极大。
任海军制造飞机处处长
  1929年9月,海军部复调王助回马尾,继任海军制造飞机处处长。1930年又先后研制出“江鸿”、“江雁”号高级教练机。继任两年,王助在提高飞机性能上有所建树。
  1931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海军制造飞机处从马尾迁往上海,入江南造船所,并扣除该处经费。王助对此甚为不满,因而辞职转入中国航空公司任总工程师,后又调入军政部航空署任上校参事,这是当时航空署最高的技术级别。
  1933年8月,航空署隶属军事委员会(1934年5月改组为航委会),议定筹设杭州飞机制造厂,并在上海成立了建厂筹备处,后迁往杭州办公。王助倡议与外国厂商合作建厂,以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当时的三大空军强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分别谈判,欢迎他们来中国合资建厂。王助和钱昌祚、朱霖等人以中国技术专家身份参与和三国飞机制造厂商签订三项合同的谈判和签约。与美国合资经营的是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简称中杭厂,厂址选在杭州笕桥。
中杭第一任监理
  1934年6月底中杭厂建成投产,王助被任命为第一任监理,是中方的最高负责人。他在任3年期间,中杭厂修理、组装和制造飞机235架,其中包括“道格拉斯”教练机、“霍克—Ⅱ”和“霍克—Ⅲ”战斗机、“弗利特”教练机、“雪力克”截击机和“诺斯罗普”轻轰炸机等。中杭厂是旧中国历史上修造飞机最多和最著名的一个飞机制造厂。中杭厂出厂的飞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深受空军的赞许和信赖。中杭厂还为中国早期航空工业培训出一批素质较好、技术过硬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中杭厂的成就是与王助的监督和指导分不开的。
  王助为人正直,工作严肃认真,办事很有魄力。他经常深入车间了解情况,及时解决技术和管理上的问题。在美国人眼里,他也是一位技术权威。他仪态严峻,却心地善良,肯帮助别人,又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十分随和。每年春节,他总邀请许多单身技术人员到家里去吃年夜饭,饭后他还陪大家尽情欢乐直至天明。因此,他不仅受到美方人士的尊敬,也深受中方员工的爱戴。
  1937年3月14日,日军首次对览桥进行轰炸,中杭厂无法继续生产,王助根据航委会的指示,部署后撤。同年9月,中杭厂迁到武汉。1938年春,中杭厂开始恢复生产,王助却被航委会调走,并同黄光锐一起被派往莫斯科,商谈中苏合作事宜。全厂员工对王助的调离,都惋惜不已。
任航空研究所副所长
  1938年10月25日,武汉被日寇占领。航委会于1939年1月后撤至成都。7月,中国航空研究所在成都建立,航委会副主任黄光锐兼任所长,王助任副所长。研究所下设器材组、飞机组和气动力组,王助兼任飞机组组长。所长黄光锐是空军副总司令,从未来所办公,王助是实际上的负责人。研究所在王助的领导下,先后研制成国产层板、蒙布、酪胶、油漆、涂料等,创造出以竹为原料的层竹蒙皮和层竹副油箱,研制出以木结构代替钢结构的飞机,解决空军之急需。1941年8月研究所扩充为航空研究院。黄光锐仍兼院长,王助任副院长。研究院下设器材及理工两个系,理工系主任由王助兼任,分管气动、结构、设计、试飞及动力5个组。王助除主管院务和研究工作外,还亲自参加飞机设计工作,他每天都要到各设计组去查看和指导,自己的办公室内就有一张很长的绘图桌,放着一张比例为1:5的飞机总体布置图,他亲自进行总体布置和设备协调工作。在选材上也尽量立足国内,利用本院的研究成果,以国产木材代替进口钢材,用国产生漆作防腐涂料,层竹的制作是先把竹片劈得很薄,编成竹席,然后把几层竹席按不同方向胶在一起,制成薄竹板,称为层竹,用来制造油箱、机翼和机身的蒙皮,代替铝合金蒙皮等等。航空研究院在王助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利用国产材料研制出大批急需的航空器材和备件,还研制出多架独特的飞机。
迁往台湾
  解放战争爆发后,王助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然而他“出身”的海军水师学校,却隶属于北洋海军系统;带他到英国留学的清朝大臣萨镇冰甚至将孙女嫁给他;这样的背景反而成为王助无形的“枷锁”,始终未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只在成功大学教书,抑郁而终。
  1965年3月4日,王助在台南病逝,终年73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8000-647535.html

Wednesday, December 26, 2012

营造一个让学生永久留恋的课题组气氛


 精选

已有 426 次阅读 2012-12-27 08:43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研究生 课题组 科研 环境 兄弟姐妹
   一个课题组中除了导师外,有硕士、本科生,许多课题组还有博士及博士后,本科生至少在实验室一学期做毕业论文,而硕士及博士一般在实验室做研究三年左右时间。这是人生一个不短的时间,而且是人生中最最活跃也最为美好进步最快的时光,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利益、没有权势、不带家庭背景的时期。
    我研究生毕业后就开始带本科生毕业论文,带研究生也有十六年时间,随着年龄的增加毕业学生的增多,越来越体会到,课题组的气氛是非常重要的。本来做科研就比较苦,加上许多实验遇到不少困难,如果课题组中研究生之间、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再不和谐,那是苦上加苦,这段人生的经历让学生们不多的留念甚至会有一个痛苦的回忆。
    不管那位学生进我的课题组,我第一次谈话中首要内容,就是在课题组中不许互相之间闹不愉快,大家象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关心与帮助。如果谁闹矛盾,不管有没有理由,都要受到批评,大家为什么不能够努力不产生矛盾呢?而且这是我课题组聚餐开场白中经常要讲的内容,一方面欣赏大家这种努力,一方面也是提醒大家继续。
    我很幸运,我的课题组中除了刚带研究生时极个别研究生外(那情况有点特别),毕业了百位本科生,几十位研究生,他们互相之间关系处得非常好,一路来实验室,一路去吃饭,过生日时经常一起去喝点酒,毕业后有同学结婚或有聚会时,大家从四面八方赶过去喝酒,看到照片中他们熟悉、灿烂的笑容,心里无比的快乐。
    他们许多人毕业后路过实验室,将曾经一起在实验室中做实验的学弟学妹们请出去欢聚一下。
    因为要做科研,导师不可能不批评研究生,但这种批评,让学生们知道是善意的,而且批评过后,要马上忘掉这种批评,恢复到没有批评前的神态,让被批评的学生没有感到老师对其带有另外一种态度。
    让课题组中的学生们,带着好的心情做研究,克服科研中的困难,让课题组带上‘磁性’,将研究生们自愿地被‘吸’在这个环境中。每当晚上散步路过实验室楼下看到灯光时,心里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并不要求他们晚上必须到实验室,他们晚上在实验室或看资料或做实验,或与其他人QQ聊天,也可能在实验室中做其他事情。
    而且更为高兴的是,我的研究生们的恋爱朋友,绝大多数也象我的学生们那样,融入在这个群体中,毕业后不少研究生同学结婚时,他们以家属及朋友的双重身份出现在婚礼的场面上。
    人生苦短,让学生们艰苦地做着科研,同时又享受着课题组环境的美好,更永远享受着一起做研究生时的兄弟姐妹的友情。
    作为导师退休后,除了退休金还有什么呢?那就是自己的学生们给自己的电话、短信、QQ与邮件,还有那一张张电子照片。
    我的一些学生们的聚会照片在我搜狐博客中。http://lin602.blog.sohu.com/

天朝为何暴戾之气无所不在?



已有 1224 次阅读 2012-12-25 23:18 |个人分类:敬畏自然|系统分类:科普集锦|关键词:天朝 暴戾之气 动物保护
我时常觉得自己很out,也许过于洁癖了。因为不理解为什么许多很有学问很有身份的知识分子怎么开口就是脏话,怎么写博文的时候那么喜欢使用粗鄙之词互相攻击?

难道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的学生们读了博文会怎么看待自己吗?

在我看来,学问和道德是一体的,其根本的精神在于对生命的尊重,对他者的尊重。

天朝暴戾之气无所不在,各种侵犯人权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和国人蔑视动物权利,缺乏动物保护意识的现象,脱不开关系。就拿活熊取胆来说吧,这是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引进的高科技!

国人喜欢把国家的乱象都归罪于政治,我看人们日常行为中的暴戾之气是某种政治赖以存在的肥沃土壤。而要消除这种暴戾之气,从善待生灵,保护动物入手,可能是根本的做法。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4810-646410.html


击鼓骂曹》乃京剧里的传统剧目,根据《三国演义》第23回的部分内容改编而成:曹操想派人下书劝说刘表归顺,孔融推荐处士祢衡前往,曹操在召见时没有以礼待之,心高气傲的祢衡立刻反唇相讥,而且将其门下诸士一个个批得体无完肤。曹操恼羞成怒,命他去当个小鼓吏借机羞辱他。后来在宴会上,祢衡裸衣击鼓,当众痛骂曹操。在京剧里,祢衡的鼓越击越快、越击越猛,调也越唱越快、越唱越高,将怒气节节上升,尽情泄愤的情景表达得淋漓尽致。
  心中有气就会想要发泄,但祢衡在击鼓骂曹后,他的火气消了吗?显然是没有,他对曹操的愤恨变得更厉害。每一次的谩骂之后,都使他火上加油、变本加厉。事实上,原本脾气火爆的祢衡就是因为动不动就骂人,而使他更难控制自己,最后还因此而丧命。
  心理学家霍肯森做过一个实验:先让一群大学生接受某人的电击折磨,他们在饱受折磨后血压都升高了不少。随后,提供他们三种降低火气的方法:一是对折磨者以牙还牙,施以同样的电击;一是对折磨者施以口头攻击,大声痛骂他们一顿;一是以幻想方式写一篇百般折磨对方的故事。结果显示,只有以牙还牙的直接攻击能降低火气(血压下降),口头攻击和幻想式攻击都没有效果,有些实验更显示,它们反而使当事者变得更加激动。更重要的是,不管是肉体攻击或口头攻击、幻想式攻击,受测者在发泄之后,不仅无法消气,反而会因此更加深对对方的敌意,这一方面是来自压抑的解除(已经做了说了,就更加肆无忌惮),一方面则是在合理化自己的攻击,认为对方是罪有应得。
  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发泄”怒火,它都“发而不泄”,会越发越旺。

Monday, December 24, 2012

为什么聪明但自私的人很难被重用

 和当了领导的朋友聊天,说到他手下的小头目们。

 
  他提到自己手下的几个小头目,仔细想来,其实都是人品不错,但是智力一般的人,但是做事稳妥,所以也就承担了较大的责任。
 
  但是,不是手下还有聪明的兵吗?怎么不用呢?
 
  回答道:太聪明了,而且一眼就能看得到那聪明,只要用了,一定会把自己的小日子打理得无比自在,利益肯定也放在第一位,然后,单位的事情肯定是其次。
 
  唉,不敢用啊!
 
  俺也跟着感叹了下,是啊,不用的有道理,因为真用了,会发现主要的目标——把单位的事情做好——没有达到,但是却为个人谋取了很大利益,也一定怨声载道。
 
  为什么中国的聪明人会聪明如斯呢?
 
  俺们觉得,根源依然在于:中国的机构环境中,聪明人自己还不能把自己弄富裕,所以,必须得超过寻常的做法来行事,才可以把自己搞舒服了。
 
  发达国家的人们所以还能做到人尽其才,是因为私利部分怎么也不会占用到机构利益,管理机制就能够如此,并且私利部分已经充满满足了,不需要个人再单独去考虑。而我们的绝大多数机构,逼得你必须去考虑怎样在现有的机制框架内“揩油”,否则,你的生活可能都没有足够的尊严。这是核心、本质,却令我们没办法。
 
  这也正是每个中国的学者在被质问“你一点公家的油都没揩过”时绝大多数会顾左右而言他的现状。比如,在可以报销的前提下,你报销的全部是公共开支吗?难道就没有一张是自己接孩子而打出租车的票?你用公家经费买的打印机所打印的东西难道全是论文,就没有一份自己的私人文件吗?诸如此类。
 
  同时,也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如此沾过公家的便宜,领导们多沾点也就可以理解了,科技部怎么分钱也都会理直气壮了。
 
  这机制,看来还真有问题!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483-502731.html




陈老师这个头疼的问题,我也想过。
因此有两个小朋友我觉得很欣赏他们的聪慧,而冒险用了。我一直在鼓励他们,并且提升他们的追求和目标,希望能用未来的美好来牵制他们的小聪明。
但是结果很失望,结果是这两个,三个,聪明的小孩都不同程度的给组织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他们自己浑然不觉。

当你跟一个聪明人说,你太厉害了,你的才能可以如何如何,我给你1万你来做这个事情,他第一天回家会高兴,觉得遇到知音和伯乐。
一个月之后他会跟朋友说,我的老板多亏了我,他才有今天。
两个月后,他会说我的老板没有我就走不下去。
两个半月之后,他会说2万不够我生活,我具有如此的创造能力老板你考虑一下。
想想任何一个人能在两个月创造出什么价值呢。
价值是需要日月累积的,不是瞬间迸发的,聪明人永远不会有耐心来累积,因为在他们看来累积是不符合他们的做事方式的。
这个矛盾永远存在,外界无法解决。
这样的聪明人并不具备改变世界的能力,也不具备成为成功者的能力。除非他们自己有朝一日开始改变自己的聪明,将阅历积淀才能成才,否则,杨修之辈的故事永远反复上演。


聪明人的智力不是问题,聪明人的耐心是很大的问题。
真正大智慧的人是蕴含着聪明而且有长时间付出的耐心,聪明人做不到,只能做自怨自艾的聪明人。


领导不怕人聪明,但是,领导讨厌小聪明。
小聪明的人往往想问题的逻辑是怎么减少付出,得到结果,老实人的出发点是怎么得到结果。
结果不是一条红线那么简单,从起点到结果路途中很多事情的,这些事情老实人踏踏实实的做了,果子都能收到。聪明人自己玩空降了,中间这些都损失了。
这些又不是直接能评断出来的,隐患都埋在后面了。有经验的领导自然不会要这种人了。

聪明人有能力看到得远,知道一鸟在手胜于百鸟在林的道理,因此会小聪明,如果够真聪明,就会知道“己欲达,而先达人”道理,就是大聪明。这是否定之否定的道理,要看他在哪个阶段上,肯不肯把聪明劲用在自我反省上。仅仅是聪明是没有意义的,好的CPU还要有好的OS。

“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不忠不信,再如何聪明也只是枝末之技。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强”,人之所长盖不能察,乏智也;己之所陋不能补缺,自我完善、积极进取则从何谈起?

若说确立机制,设计制度,倒也在理,君岂不见,发达国家乃是迫民忠信,背忠失信者,必投末路,见弃于世。

好像挺难的。我觉得玩小聪明的人到什么单位都爱玩小聪明。单位给的条件越好,他越贪,越想抓住更多的东西,就越爱玩小聪明。领导只能从人才筛选上决定用不用这个人,很难说用了再去改变他。


我目前认识的“聪明”人,无一例外,无论什么年龄,都有着让人叹惜的敏捷思维和能力,但是,不说领导不用,我也不会用他们。

聪明人的自我观念都很强,也如陈老师一开始主题中所提到的,是自私的聪明人。作为组织的领导,永远是在衡量得失。聪明人才能得到使用推进了组织是得,但是聪明人对组织的影响造成的损失,应该是失。得失之间,领导肯定取舍是偏向集体利益,也可以说是自我利益吧。选择短期而有隐患的利益,这样的领导,就不够聪明了

Friday, December 21, 2012

“为什么我们不想让孩子在美国上学?


女儿在美留学一年半,快要结束“学习”阶段。从其关注的问题上看,她在逐渐成熟——中英文混搭就是Getting 成熟。不仅思考教育问题,也在思考文化问题;不仅考虑中美教育的差异,更在思索中美文化的差异。其实这正是俺所期望她的。

今天发来一篇文章,“为什么我们不想让孩子在美国上学?”作者为一对年青的美国夫妇。
女儿的“信”很短,寥寥数语:“转载一篇,同意某些观点,但不绝对。老爸咋看?”【当然,女儿可能也有弦外之音】
看了之后,增添了许多感慨之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不仅在中国如此,即使在美国同样如此,可能不像我们显得这么夸张而已。自从大学扩招与留学成风以来,许多人做的太多,跟风的太多,思考的很少,对比更谈不上。也许是时候了,我们该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了。
作为一种第一手资料,一字未动地附上,更有共同兴趣的教育者参考。像女儿一样,有些观点或说法,俺也不一定百分百同意。文章的观点只代表作者的观点!

附:为什么我们不想让孩子在美国上学?
在国人趋之若鹜地把不及弱冠的孩子送往美国接受教育的时候,一对跨国夫妇反其道而行之,为了让女儿接受中国的教育,举家移民中国。这是为什么呢?以下是他们耐人寻味的讨论:
Kay的爸爸(年龄:26,国籍:美国,教育背景:斯坦福大学应用数学/计算机本科)
我不想让女儿在美国上学最大的顾虑还不是学校,是美国文化。
有三个最主要的原因:
一、美国文化中Anti-Intellectualism反智主义)太严重。最明显的是在中小学。大家最想当的是cool kids(酷小孩),cool kids都是不爱学习的,如果你爱学习,大家都认为你是nerd(书呆子),嘲笑你孤立你,如果你喜欢学习,成长环境很负面,一路要承受很多同辈的不认同。
二、在美国从小就被接触大量毒品和性。要从小就开始抵制,而且不断有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迫使你尝试,这对于教育是很大的干扰。
三、男女非常不平等。当然,世界上哪里男女都是不平等的,但在美国文化中尤其严重。我特别反感美国文化从小就宣传女生要hot(性感),要slutty(风骚),作为女孩子在美国成长的社会氛围特别不好。你看看中国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照出相来穿着校服,戴着厚眼镜,很学生样。美国十三、四岁的女孩子都不喜欢自己的年纪,每天化妆去学校,穿像成人一样的衣服。你觉得哪个更接受自己所处的人生阶段,哪种文化更健康?在美国长大,女孩子如果不好看,或者不融入这种氛围,会有很大的同辈压力,被排斥,对于女孩子学习是很大的干扰。
Kay的妈妈(年龄:26,国籍:中国,教育背景:北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本科,南加州大学东亚文学硕士)
一、希望我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校园回忆
我认为我的孩子在中国长大、受教育比在美国快乐的可能性更大。我给加州大学、耶鲁大学都做过几个学期的助教,后来上研究生也教过很多美国大学生,这些年我都在问我教过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当然,能上这些学校的通常学习比较好,他们回忆起中学却没有一个说喜欢或者带着怀念的情绪,都不喜欢自己的中学生涯。相反,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都毕业几年了,对于校园生活都带着美好的回忆。这么多年过去,还是非常留恋学生时代。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形成这种反差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现在有一种潮流,国内媒体倾向于宣传国外中小学作业少,下午三点放学,孩子多么多么快乐,已形成大趋势。这些陈述是否属实还有待商榷。其实在西方,上私校(一般私校教育水平高于公共学校)的中学生也是下午三点放学,然后开始上各种课外班,补课到晚上八、九点,好学校的学生年级越高,压力越大,我先生回忆起高三时候每天晚上都12点后睡觉。
更重要的是,快乐和幸福感都是一个复杂的事情,不是作业少就等于会更快乐。有两个影响快乐的因素容易被人忽略:第一个是成就感。其实你观察小孩子穿鞋,或者搭一会儿积木高楼,就能发现人类从小开始就对自己经过努力完成某种任务、达到一个结果感到自然的快乐和欣慰。成就感对于健康人格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那究竟什么是成就感呢?一个重要因素是必须有努力这个过程。譬如一个人考两科,一科非常简单,没有任何准备也考得很好;另一科要付出很多努力,然后才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这个人一定是对后者印象更深刻。
我个人在美国念研究生的感觉是很没有意思,因为并不需要多么刻苦,不准备随便答卷成绩都是一等,这样的成绩不代表任何付出,自然没有记忆深刻之处;相反,回忆起大学时代经常挑灯夜战、但大家都刻苦、即使你付出全部努力也未必获得一等成绩的日子,那时的记忆更隽永。所以,这点令我看蔡美儿的书时马上理解了她的意思,我很同意,绝对不是没有压力的孩子就会更快乐。这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我觉得通过努力获得成绩对于孩子是更深刻的快乐,这种经历会进入更持久的精神层面。在国内接受教育,从小就有很多竞争,很多压力,要取得任何成果,必然需要努力,这个过程和这种经历本身对于美好回忆的形成是很有深远意义的。
影响快乐的另一个因素是集体主义。我说的集体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生活状态。国内人口密集,从小到大有很多经历其实都是集体主义的。譬如,上中学上早自习,晚自习,大家一起做课间操眼保操;大学住宿舍,早起刷牙遇到甲乙丙,大家一起上课自习,逛街卧谈,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这些在一生中都是头等有意义的事,因为随着人离开校园开始工作,结婚生子,会越来越脱离集体的影响,然后会意识到那些经历的独特和同辈情谊的可贵。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机会经历这些时刻。我上大学时四个同学住一个寝室,我先生上大学在斯坦福两个人一间,地方大了他就感觉更快乐了吗?未必。相反,他自己说,我和我大学室友的感情四年下来确实比他在美国学校和同学建立的更深。
集体主义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你日深月久,积累如何与人相处的经验,这些对人以后的生活工作成家立业都是很重要的。在美国长大,人口不密集,所以如果我不喜欢你,我就另找一个地方,用空间来避免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在中国长大,你不喜欢你家邻居,能立刻搬家么?我们大学时室友通常都是四年不换的,如果你不喜欢室友,怎么办?一定要找到欣赏对方、和平相处的方法,一定要学会与人交际。
刘瑜有篇文章叫《集体体操》,写得特逗特实诚特刘瑜。她回忆了自己脱离单位,漂泊海外这么多年,没有了集体组织多年自由自在以后的心理状态,其中一段特别写实:
我已经31岁,但是有时候,我希望有人突然敲我的门,大喊:起来了,起来了,做早操了!
然后我骂骂咧咧、睡眼惺忪地起床,去刷牙洗脸,走廊上碰见老大和老二,水房里碰见老三和老四,回到宿舍,看见在梳妆打扮的老五。然后朝阳下,混迹于成千上万人,我伸胳膊踢腿,从伸展运动做到整理运动。
就算我是厌烦这一切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凡是令你烦躁的,其实帮助你防止抑郁。当然抑郁和烦躁谁比谁更可恶,好比自杀与他杀谁比谁更可怕,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个人对于集体主义抗抑郁功能深有体会。在美国,校园生活没有任何集体主义生活状态,看似自由自在,但时间久了就发现这种状态下人真的容易抑郁,就连我教过的学生20岁不到,父母掏钱供他们上的昂贵私校,从来没有什么人生挫折苦难,但有好几个都在吃抗抑郁的药,或者多动症药的。这些年在美国我从一开始看到20岁人吃抗抑郁药感到吃惊,到见怪不怪,因为身边美国孩子吃抗抑郁药实在很普通,而且越是私校富人区,这样孩子越多(当然并不是说穷人不抑郁,但一是穷人担心生计问题是第一位;二是这和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无力承担医疗费用有直接关系)。至于刘瑜说的抑郁是否一定比烦躁更糟?我倾向讨论的是有选择没选择的问题。生活在一个人群密集的地方,如果烦躁你可选择避开人群自己宅,如果抑郁你可以选择人群;但如果在没有人群没有任何集体主义生活状态的地方,你却没有人群选,只能被宅,结果是被抑郁
二、中国的教育制度更为公平
中国教育有其自身的问题,但总体而言,教育的选拔制度是很公平的:学习好的同学去好学校,很简单。任何制度都需要一个选拔标准,这里的标准是统一化的考试,这是最能避免教育腐败的选拔方式。相对于美国财富决定教育这种标准,我让孩子在中国接受教育心里会感觉更公平。
举个自己的例子,我上大学时,我身边北大同学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父母各个行业都有。还有不少同学家境比较困难,就系里这个小样本看,比例大概10%吧,都靠各种助学金或者自己做家教完成了学业。
美国的segregation(区域分化)非常严重。如果你有钱,你的轨迹是这样:从小上私校,一年2-4万学费;大学上好的私校,一年4-5万。你的同学都是同一阶层,即使中小学去的是公共学校,因为是按住房分学区的,好学区房都很贵,所以能去富区富学校的家庭也是一个阶层的。
我曾在耶鲁北大项目做了一年助教,两学期大概一共有40多个耶鲁的学生,没有一个家庭不是中产以上,大概一半学生家里都是有游艇,或者开旅馆的。我也请我先生回忆过他大学认识的所有人的家庭状况是怎样的,他努力回忆了大概100个,最后说想到有一个同学是家庭经济不好拿助学金的。
反之,如果是穷的家庭,住在不好的区里,可以预见教育环境是非常差的,因为第一学校很差,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同辈压力。你的同辈大部分都不愿读书,大部分也不会试图脱离这个环境,因为他们看不到好的例子,更不相信自己有不同的可能。我有位同事,来自洛杉矶著名的乱区,那里帮派活动猖獗。他回忆起初中同学,大部分都加入了帮派,现在已经没几个还活着。他很庆幸地说:如果不是我搬回菲律宾上学,我肯定也跟他们差不多。
关于美国教育与财富的直接联姻,一位在上海生活多年现在美国教书的女老师,同时也是我喜爱的作者,在一篇题为文章《为何我说在美国寒门难出贵子》中也有深入分析,从美国学校假期长导致金钱直接决定孩子能否持续学习,到贫困区危险治安情况,和贫困区孩子对于不相信自己能活过40岁这种预期对学习态度的影响,都是非常现实的因素。
我认为作为一个成熟的人,需要丰富的经历,增长更多的见识,接触不同社会阶层,而不是把其它人群的生活简化为新闻中的一个名词。美国社会阶层固化,流动性很低,这种大环境对人的心智全面发展造成了不可忽视的障碍。
Kay爸爸补充:是这样,不知哪个只有半个脑子的人立法,规定公共学校的资金来自这个学区房子的房产税(在美国有房产的人每年都需要交大约房价总值1%2%的房产税,各个州和区数字不同)。所以不用多高的智商就马上可以料到,有钱的人都住一起,这个公共学校自然超级有钱。圣地亚哥(Kay爸爸长大的地方)我们区附近有两个学校,有一个是超级有钱的高中,我家不在那个区所以我不能去。这里高中一般都有停车场(高二高三学生和老师都开车去学校),你看我们学校的车都是沃尔沃之类老车,那个学校停的车好多都是跑车,几十万美金的车,给上高中的小孩,对对,还有Delorean,嗯? 没见过么? 就是Back to the Future(科幻电影《回到未来》)里那种车。(此时穿插Google图片,兴致高昂地展示该车)
Kay爸爸接着说:美国人不喜欢承认社会阶级这个概念,所以假装美国不是一个阶级社会,教育问题和医疗问题其实根源一样,因为大家不喜欢承认有钱的人得到更好的服务,同样基于这种理想主义,美国人不愿意支持学习好的孩子得到更好教育的制度,这样说起来是哦,不是好坏学校之分,不是有钱没钱的学校,大家都去同一个公共学校。所以不能像中国一样选拔好学生进好学校或者一个班。你也可以买进一个好学校,就是在好学区买房。但当然这些操作都不是在表面上进行的。
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好学生不能被选拔去单独的班或者学校,那必须和学习水平相对低的呆在一个班,每个班级水平参差不齐,老师怎么讲课呢? 只能给中等水平的同学讲,所以结果是好学生永远都是觉得上课很无聊,讲课慢……”
Kay妈妈插话:这是难以避免的,无论什么制度,任何一个班级的学生都是有各种水平的。老师只能按中等水平讲。
Kay爸爸:对,但这就涉及一个程度问题。美国的教育制度积极地阻止了聚集好学生的可能。基本情况是学习好的学生不能得到更适当的教育,成了被浪费的资源。
三、中国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如果你不在中国长大,不可能理解它。作为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中国对于世界认识的智慧是绝对值得深入了解的。不在中国长大,会错过这笔宝藏。
美国的整体思维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大众深受媒体洗脑,缺乏对外面世界的了解,生活在被宣传为最好的国家里。我一直很赞同冯唐所说的:人心应该相对复杂起来,不要从小就是标准答案,不是对就是错。人类文明几千年下来,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结果不过是排除异己,不是圣战就是文革。我和我先生都认为这种黑白世界观根本不符合世界上大部分现实。人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态度,而中国人的世界观整体上比较理性。
如果指望孩子在美国长大还可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周围有太多例子,即使家长努力让小孩子说中文上中文课,小孩子都是要和别的小孩一样,为什么别的孩子都不学中文跑去玩而我要学?自然抵制学中文。很多小孩子上学后在家里也是父母问中文,孩子答英文。反之,国内大家都在学十八般武艺,小孩子希望跟着朋友,是有学习动力的。
除了以上顾虑之外,我也有一些硬件上的考虑:首先,国内文化氛围好,书店多,学习条件好。小小一个地区都有很多家好几层的书店,各种书籍和音像资料应有尽有。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一样,中学大学都度过了很多无事在书店晃荡的日子,至今很怀念。我非常喜爱的一位作家,在全世界33个国家居住过,最后还是由衷感叹,要说文化氛围和学习条件,还是国内好。
其次, 学费有所值的问题。现在各界人士都认为,美国继房地产崩盘后,下一个危机是学债的崩溃。确实,这里几乎人人都有学债,有的多得惊人,譬如如果培养一个医生,医学院一路教育投入大概50万美金。更有新闻报道,年轻人身负十余万学债,订婚时未向对方说明,对方知道后感觉受到欺骗而悔婚。
我和我先生同龄,2003年上大学,斯坦福学费是每年40000美金,北大是每年4900元人民币,四年下来差距极大。(Kay爸爸补充: 那是我上学时,现在可能更高了)但这两校的教育水平真的差这么多么?! 由于我和我先生都比较话痨,对各种事情讨论很多,认识五年每天还是聊天都能不间断聊几个小时,就我们这几年个人体会来看,我们俩除了专业知识很多互不覆盖(一个文学,一个数学和计算机),其余的思维能力和知识深度都差不多。当然,在美国上私校,更多时候并不是为知识,而是为了校友人脉。这就看你认为花三五十万美金来积攒所谓人脉是否值得了。(Kay爸爸补充: 你花的每分钱绝对得到了更多的教育,我的教育不可能超过你的50倍)
人们只会买自己认为物有所值的东西。现在较好的私立大学通常学费每年4-5万美金,还在不断涨,人们认为值得才会支付,但随着经济不振,越来越多的家庭经济条件不断下降,无法支付高昂学费(如同当初房产危机无法支付月供)最后结果自然是不选择昂贵私校。现在已经有不少外籍居民离开美国回到家乡让孩子在家乡上大学。
父母对孩子总是尽心尽力。但做理性的父母在我看来也是养育好孩子的条件之一,我认为,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五十万美金反正常年放着没用,可以送孩子去上私校。但作为普通人家,完全没必要所谓砸锅卖铁就为孩子投钱到一个产出值不可量的私校上。我和我先生都来自普通家庭,我们认为孩子将来怎么样也一样要靠她自己,父母教养已足够,没什么必要为她铺路。替她把路都铺好了,还算是她的人生么?
Kay爸爸:我再来说说教育本身的一些情况吧:
第一,美国教育这些年来越来越侧重“different learning types”(不同的学习型,大致理论是每个学生如何学习,接受信息是不一样的,譬如有的听讲课就可以理解,有的就不可以),所以如果只用一种方式,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理解。我认为这个理论是有道理的,用多种方式因材施教有好处。不幸的是,在实际应用中,这个理论很多时候其实只不过让很多孩子“feel good”(感觉好)而已。他们会说:哦,不是我学习不好,只不过我不是visual learner(视觉学习型)而已。不过是给了他们更多借口。
第二,美国教育还有一大块是团队合作我认为这是完全失败的一块教学,从来没成功过。给你讲讲我的亲身经验吧,所谓团队合作通常情况是这样:在这里长大的美国孩子对于什么是可接受的标准感觉完全不同,有的学生觉得得个BC就可以了。所以团队合作的任务发下来,团队里那些标准低的学生总是等到最后一分钟不得不做才开始,然后马马虎虎就算完了,那些overachievers(总是超越期待去完成更多更好的人)比如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所以每次结果就是我一个人做好这个项目,帮别的学生得A
当然,团队合作通常有张纸,可以写每个人都做了什么什么,但你如果如实写你做了什么什么,别人只是偷懒,基本没做,团队其他人当然恨死你,你也倒霉。所以标准高的人永远是“lose lose”的情况(不可能赢的情况)。总之,团队合作实际应用中就是最用功的孩子帮其他孩子得A
第三,美国教育这些年一大趋势是标准化考试越来越多,老师的自主选择越来越少。老师都有一个单子,上面列着必须讲的内容,这个单子只有越来越长,从来没减短,所以老师越来越被迫去覆盖所有测试内容。这取决于不同老师,有的老师严重,有的好些。我高中有个历史老师,上课就是让我们拿荧光笔,说哪行哪行划哪句话,再有哪行哪行划哪句,然后考试都是考划的重点。也有时候先做样题,就是和最后考试非常相似的题目。我特别讨厌这种教学,我认为好的教学是启迪人,传授知识,每个人都必须认真听,不知道哪部分要考到,最后考的是你的理解。可惜的是大部分学生都很喜欢划重点,而且还会对不这么明显告诉你考题的老师施压,所以老师越来越受制于测试。
第四,美国教育还有一个趋势,在我说就是家长越来越自私。有个漫画我觉得很形象:第一张是50年代,一个小孩考了F(不及格), 爸爸对着孩子说:“What's wrong with you(你怎么回事?)第二张是现在,小孩考了F,爸爸对着老师说:“What's wrong with you!”现在趋势是家长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孩子特别好,如果分数不好,肯定是老师的问题,总是指责老师不对。
我也特别反感上学的时候,每次考完总有学生去和老师争论为什么给我BC”然后每天追着老师,就是期望让老师烦到受不了来给自己要分。真忍不住想说:“Deal!(面对,应对之意)这根本是你自己不努力!
第五,美国学校里有一种风气,数学是让人讨厌的学科。现在已经不再是教育,而是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每个学生都恨数学” 就像每个孩子都讨厌西兰花一样,反正大家都这么认为,讨厌数学才是正常的。所以,中学里,总有学生上课挑战老师数学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学这些想象的数字?要老师花时间来辩解证明为什么要讲这个。总在浪费时间。最后我们数学老师画了个表,放在一边,列了好多职业和这些职业应用到的数学。
我不喜欢这种文化。我认为老师不应该被放在需要为自己辩解为什么讲某些知识的位置上。不能因为某些学生觉得自己长大可能去百货公司卖东西不需要某些知识就必须被迫辩解为什么还要传授知识。
Kay爸爸最后的总结是:我对美国教育想到的就这些。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我是一个高标准的人,我个人对于教育制度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你听到我抱怨的地方比较多。其实,总体说来我觉得我的高中挺好,大概有50%的老师都是好老师。我对好老师的定义就是真的让我学到了知识。
Kay父母还与EricGrace夫妇就中美教育进行了讨论(Eric夫妇简介: Eric,生于美国,小学四年级随父母举家回台湾,读完高中以后进入斯坦福,现斯坦福电子工程学博士; Grace,生于美国,小学开始回台湾上学,高中后进入美国大学,现任某富裕学区小学老师,工作第八年。双方系台湾上学时中学同学。)
Kay妈妈:“Eric,你能不能简单概括下你这些年经历中美教育最深刻的感受。
我觉得亚洲和美国教育最大的区别就是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根本上在于社会文化的不同。在亚洲普遍尊敬知识分子。在台湾如此,我想大陆应该也差不多,你说教授?大家自然会觉得啊很有知识让人尊敬。在美国你说教授?nobody cares。(谁在意呢?)因为美国成功的标准,大家尊敬的,那就是要会赚钱。
Kay妈妈:嗯,是的。那具体到学校教育,你觉得两边各有什么优势呢?
我觉得亚洲的教育优势在于,它很重视读书,会教你如何读书,让你能把书念得很好。我上了斯坦福以后发现我读书比周围同学都快很多,所以同样时间我就可以掌握更多内容,这绝对得益于我一直在台湾受的教育。但是亚洲教育的问题也在于这点,我有些同学,读书不好,但是比如会摄影什么,很好很有天赋,但因为书读得不好,受到很大压力,一直没有自信,最后摄影什么的也没有很好发展。
Kay妈妈:对,因为亚洲在观念上还是觉得读书最重要,所以是一种单线发展,首先,要努力读书,读书不行,再考虑别的。
对,其实美国这里也有一条主导的线,就是体育,我也有一些台湾朋友,在台湾上学时学习很差,后来到了美国,但是长大后某天突然发现他们也上了斯坦福之类,就很吃惊:‘What happened(怎么回事?) 发现很多都是靠体育。所以,如果学习不好,但有别的特长的学生可能在美国有很多机会发展,也有机会上好大学,但在台湾就没有。
Kay妈妈:“Eric,你是四年级回去的,你当时什么感觉?你觉得这个时间段对你的教育影响怎么样?
四年级回去,感觉压力很大,你也知道美国这里小学学不了什么,回去那一年基本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是读书读书,我还记得我妈妈专门教我数学(注:Eric父母,早年回台湾后久未回美,最终放弃美国绿卡,定居新竹,均为大学教授。)”Eric 想了想,补充道:其实我觉得我弟弟得到了the best of two worlds(两边最好的东西),他回去时是一年级,所以他国文比我要好很多,他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也可以读,比如看金庸啦;英文很难的哲学什么也可以读。(Eric弟弟,与其兄上同一中小学,大学斯坦福,专业经济学,现在北京,任职研究人员。)
Kay爸爸:你们两个什么打算?将来有了孩子会在这里还是在台湾上学?
Grace大学两边都可以,能上斯坦福当然很好,台大也很好,但可能更难考。中小学应该是回台湾上,其实真的要看小孩怎么样,如果小孩很聪明,是读书的料,还是在亚洲更好,学习氛围好; 如果不爱读书,可能在美国压力会少一些,然后有特长也会有发展,不会被打压到。
座谈结束时Kay爸爸总结:我们希望培养一个独立的孩子,当然希望她在工作方面有更多的选择。我认为美国鼎盛的年代已经过去,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生活水平越来越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只会越来越小,最后成为与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相当的经济体。中国经济会越来越大。所以父母当然应该让孩子到有更多机会的地方去。
Kay妈妈:在有国籍不同父母的家庭中,怎样养孩子不可避免包含了双方关于世界趋势走向的判断。我们意见一致,这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起来以前看北京的一个外国刊物做调查,调查在京居住的外国人为什么选择居住在北京,其中第一条是身处一个蓬勃发展的社会,自己会有历史的参与感。现在美国社会多年生活的经历让我特别理解这段话。社会氛围对于一个人心态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却是至关重要的。根本上说,我最希望的是孩子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对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5745-644676.html